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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1月20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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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11-20] 新聞網外:機毀人亡決定定性難度

──鄧小平為林彪機組人員定性 .康庭梓.

誰來定性?如何定性?

 「九•一三」事件後十年來,懸而未決的問題之一,就是給機組中死去的四名人員定性,由誰給他們的死定性?如何定性?

 別看事發之後,在對林彪反黨集團的批判浪潮中,把潘景寅等也當做「叛徒」進行批判,就連我們活著的五個人也一時被當做反面人物裹脅在洶湧澎湃的運動之中。然而,一旦涉及到釵h具體問題需要依據死亡的性質才能妥善處理的時候,就沒有人敢「一錘定音」了。「文革」時的極左思潮在「四人幫」時繼續蔓延,大批判畢竟是群眾的聲音,個人的看法,不能代表某一級黨的組織。可是,當時哪一級黨的組織能為死者定性呢?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九•一三」事件具有以下特徵:

 其一、「九•一三」事件是以林彪及其妻子、兒子和少數死黨發起的乘坐專機的叛逃行為,其本身就是發生在共和國大人物身上而且是典型的大的政治事件。按社會地位,林彪之大與飛機駕駛員之小形成鮮明的對比,他們又在同一架飛機上,同時在異國的土地上墜毀,罪證確鑿。在中央為林彪事件定性的同時,無論從哪個方面考慮,機組的問題都不可能出現在中央一級的文件上。既然中央文件沒有提到飛機駕駛員的問題,「九•一三」事件之後,就必然成為一個懸念,長時間擱置下來。

黑匣子神秘失蹤

 其二、「九•一三」事件的另一個特徵就是林彪乘機外逃的結果為機毀人亡,所有機上人員沒有一個生還者,到目前為止也沒有聽說從飛機的語音黑匣子中獲取有關的材料來證明林彪與機組之間在空中劫持與反劫持的鬥爭情況。再說,飛機的黑匣子(包括事故記錄器及語音記錄器)在飛機墜毀之後的很短時間內,蒙古與前蘇聯的軍事專家已經到墜機現場去過。我駐蒙使館人員九月十五日下午趕到墜機現場的時候,發現有釵h東西被動過。就在十五日當天上午,還有一架前蘇聯的軍用直升飛機從本國的赤塔省起飛到墜機現場,從三叉戟256飛機的殘骸上,拆下一台發動機運走了。毫無疑問,飛機黑匣子當然是被搜尋的重點對象。

 其三、「九•一三」事件的第三個特徵是林彪利用自己的職權,調用專機突然外逃。而機組人員是為了履行本崗位的職責,去執行專機任務的,事前不知道林彪叛逃陰謀。事發後,機組五人曾寫過大量的旁證材料,證明機組的死者同我們一樣同林彪反黨集團屬工作關係。從他們生前的言行中,也沒有發現任何證據來證明與林彪的叛逃陰謀有聯繫。按說,根據這些就可以為機組的死難者定性,只是機組五人也處在被審查處理的狀態,人微言輕,我們的言證在這一重大事件面前顯得那樣蒼白無力,也沒有哪一級領導敢用我們的話為死者爭取一個說法。

令人三思的飛行動作

 其四、「九•一三」事件是以飛機的活動為主要特徵的。站在專機飛行的角度,用飛行技術專業的觀點,分析飛機活動的某些現象,就可以發現256飛機在山海關機場強行起飛之後,從第一轉彎開始就出現一系列很不正常的現象。平時用一兩分鐘就可以完成的轉彎動作,卻用了十幾分鐘勉強完成;飛行的高度、速度也很不正常,飛機的無線電通話設備從開始就沒有打開,空地之間沒有任何信息溝通……這一切都說明機組在強行起飛後,才得知林彪一伙的叛逃意圖,於是,在同林立果等人的鬥爭中反映在操縱動作上的被動、遲緩與無奈。按說,這些也可以成為死難者的佐證,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更沒有人從通過分析飛機叛逃航行的非正常技術動作入手為林彪殉葬的死難者說話了,也只有與死者同舟共濟的我們,才一直關注著自己戰友的定性問題。

 特定的歷史環境,重大的政治事件,特殊的空中環境及機毀人亡的結局,決定了機組死難者定性的難度,如果沒有偉大領袖鄧小平在接見外國記者時的有關講話,機組死者的定性問題,還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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