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09-18] 行政主導致力振興經濟
香港特區是行政主導體制，這意味著政府對香港經濟的狀態和出路責無旁貸。特首有必要廣邀各方面人士成立發展策略會議，對香港經濟發展出謀獻策，這才是香港特區最重要的政治……
■黃枝連 博士
關 於香港經濟的狀態及其出路，成為一個熱門的話題。朱鎔基總理在愛爾蘭訪問時在回答香港記者關於香港經濟前景的問題時說，在中國內地經濟持續性地高速成長的情況下，香港的經濟得到助力，是不會壞到哪裏的；關鍵之處在於港人要上下一心，全力以赴，再創輝煌。
群策群力探討經濟重建
政務司曾蔭權承認兩岸「大三通」之後，香港的中介作用會受到削弱；而上海的興起對於香港的傳統地位，也有所衝擊。可是，他並沒有系統深刻地指出，香港這個「動感之都」如何在內外的嚴厲挑戰中，根據自己的優勢和特色，另搞一套，「發展成為世界最重要的經濟體系」。
說到香港和上海的未來關係形態問題，財政司梁錦松由於前往蘇州參加APEC財長會議，也有感而發；認為有競爭也有合作——中國財政部長項懷誠和副部長金立群在呼應朱鎔基總理都柏林的「內地經濟好，香港亦壞不了」的談話，也一致地指出，關鍵之處在於港人重建自己的方向和信心。
由此可見，香港的經濟狀態和出路問題，既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物；凡是對它加以關注的各方的人士，都禁不住要從自己的地位出發，進行分析議論的——這恰恰反映一個重要的現實：香港這個經濟體具有區域性、世界性的地位與價值；有如美國和日本的經濟問題，各國對它們議論紛紜，正因為它們關係著各國經濟的重建。在這個意義上，這還是一件港人求之不得的事呢。
現在，當我提出要參考台灣最近的「經濟發展會議」，在香港也來組織一系列探討「香港走進二十一世紀的新生代產業體系發展策略會議」時，是要使到特區的政府及香港的統治精英統一認識，在他們之間對整體性、宏觀性、前瞻性的發展策略，開展有系統、有深度、多層面的分析議論，此其一。而這個聚思廣益的工夫，還得進而在社會各階層、各集團、各行業之間進行有一定組織性的分析議論；因為，上層的見解是不夠的，而中下層的意見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程度進入決策的過程，對於政府及精英是有利的，此其二。此外，對境外、國外的意見，特別是內地及其他各層面的有識之士、有力之士對香港經濟發展策略會議的參與，是必要和合理的；因為，香港的浮沉，也關乎他們的利益；這樣的探討必然是具有「境內外、國內外」層面的運作，此其三也。
行政主導有利振興經濟
香港基本法既然清楚地規定特別行政區是行政主導體制，便意味著特首對於行政資源、財政資源、人力資源具有運籌帷幄的權力（第四十八條）。相應地，特區的行政會議只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第五十四條），而立法會議亦不是普通西方國家的自有其充足的、獨立立法權的國會（第七十三條）。因此，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發展大計上，行政會議和立法會議不可能扮演西方國家上議院和下議院的作用；而在立法會議裏，亦不可能出現執政黨和反對黨的情境的。
這就是說，特別行政區的主要立法和施政，其動力和方向是要由行政長官來供應。這就難怪，自回歸以來，沒有見到哪一個政黨（其實是政團）曾經對香港新時期的發展大計及其整體策略，做過細緻的調查研究；而在大會和小組會議上，也未見有幾位議員對香港各層面的問題，進行系統深刻的分析議論——無可否認，這固然同香港的統治精英的見識和質量有關，也未嘗不是制度造成的。
至於公務員系統，以港英傳統，它只是一個運作層面的最佳體制；回歸以來，它的挑戰便是被逼扮演某種程度上的決策性、決策者的角色。
產業體系發展策略
最具體的例子是，有關政府部門，閉門造車，制訂香港二○一六年和二○三○年等發展規劃；可是，社會各層面人士及立法會議的袞袞諸公都未曾涉及其事。其實，這樣的運作，只能由特首辦帶頭，邀請有關的公務員、政府部門及大學系統的有識之士加入籌備的工作；產生初稿之後，再廣邀立法會議、專家學者、專業人士、工商企業界及勞工界、在港國際社會及中資機構……等等層面的有識之士來進行分析議論，然後才可能產生定稿而交由行政、立法會議處理的。
可見，在香港基本法框架內，由特首或他清楚地授權的機構和人士來廣邀各方人士，對香港的長遠發展大計出謀獻策，香港才有可能產生一個有一定民意基礎的「新生代產業體系發展策略」——而在這樣的上上下下、內內外外、幾上幾下的交流協作過程中，香港特別行政的新型政治文化，也可以應運而興的。（《再造一個香港》系列之二）（二○○一年九月九日）。
（本文作者為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科學院顧問教授；香港天行健發展諮詢董事主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