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出現的一浪高過一浪的「民工潮」不同的是，目前中國的流動人口已經開始從無序轉向有序和規範。在流動人口最密集的廣東省，目前有約一千多萬的外地勞動力在這裡就業。廣東省政府辦公廳發展研究中心的雲利珍說，他們中百分之八十是十八至三十五歲的青年人，大中專以上學歷的佔了百分之十二，他們已經不單單是靠出賣體力活賺錢，許多人是職業經理人或企業的中高級技術管理人才。

　一項抽樣調查表明，在廣東的外來流動人口每年至少給家鄉掙回三十多億元的收入。

　國家計委社會發展研究所的范存仁教授認為，流動人口的持續增長，是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標誌，對促進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有著不可估量的積極作用和深遠影響，「尤其是人的素質的提高」。

漂泊動力：尋覓財富和商機

　廖由猛和潘春蓉都是北京三百二十多萬流動人口的一員。他們離鄉背井，為的是尋找更好的發展機會。

　做得一手好木工活的廖由猛是經老鄉介紹來北京幹起室內裝修的，他的收入很快就比在老家種地時增加了近兩倍。畢業於浙江大學的潘春蓉在福建電視台工作兩年後，毅然「跳槽」到中央台做招聘的臨時工，因為她覺得「在這裡工作眼界更開闊，對今後發展肯定有好處」。

　在浙江溫州，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使當地出現了這樣一種奇特的人口平衡：一方面有一百萬溫州人流向全國各地，通過經商或投資致富創業，另一方面又有接近一百萬的打工者從全國各地湧進溫州，填補這個富裕沿海城市製造業、服務業的嚴重勞力不足。

　「英雄不問出身」。但毋庸諱言，在浙江的數十萬名私營企業主中，大多數的確是從當年一文不名的打工者行列中走出來的。尋覓財富和商機的漂泊的歷程，成就了他們駕馭市場經濟的本領。

打工者也有出頭一天

　在浙江湖州市，當年靠四處收購和加工廢銅爛鐵過日子的潘阿祥，在顛簸了多年後，和妻子決定將積攢下來的血汗錢全部捧出來，到老家辦個電纜廠。儘管他大字不識一筐，卻用自己「發明」的「象形文字」記錄著生意經。從市委書記到左鄰右舍，他用特殊的符號表示他們的姓名。如今，潘阿祥的企業集團年銷售額超過十億元，還到美國辦了分公司，與比利時合資建設了一家企業。

流動人口權益尚待改善

　流動的中國人也時常體味漂泊的苦澀。廖由猛和妻子最大的願望是把十四歲的女兒從老家接來北京讀書，一家團聚也便於管教，可是學校對外來人口子女開出的一學期贊助一萬元的入學價碼令他們望而卻步。

部分地區已出台相應政策

　專家指出，外來打工者的合法權益受侵害的問題，如被隨意剋扣、拖欠工資，勞動時間過長、強度過大等等，時有出現。流動人口面臨的這些不公正甚至歧視性對待，通常是傳統體制遺存下的城鄉隔離就業、城市戶籍管理等制度中不合理之處的體現。隨著社會的發展，這些制度的打破與改革不可避免。

　事實上，各地的探索已經取得明顯效果。河南省郾城縣今年以來已經出台一系列新政策，取消對進城農民工的就業、戶口限制，歡迎他們加入社會保險，當地中小學也對農民工子女敞開了大門。浙江湖州市的做法是，凡是有穩定居所和工作的外來務工者，一律予以落戶。據悉，這些做法得到了國家計委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肯定與支持。

　依法保護流動人口的合法權益也日益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視。在廣東，近年來已出台了《廣東省流動人口就業管理條例》，對流動人口在就業、最低工資、工傷救助等方面作出規定。勞動監察部門還重點打擊了拖欠務工者工資的行為，僅二○○○年，廣東省勞動部門就為一百零三萬務工者追回拖欠工資六億元。對此，鄭州大學法學院院長石茂生評論說：「人人平等和環境公平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的社會發展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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