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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2月23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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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2-23] 鄭耀棠終身學習不落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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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耀棠謙稱英文不佳。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英語非掌握不可。

丁 成

 「好坦白講,我很少去圖書館,本人也不是書迷。」鄭耀棠中氣十足地笑了,「你要我看理論性書籍,除非寫論文需要資料了,我才臨急抱佛腳。我讀書講求實用,因為喜歡煮菜,那些『乜太』的菜譜,我是買的,最好有彩圖,但香港書太貴,起碼六、七十塊,不如上深圳買。」「工聯會」會長鄭耀棠敦實個子,小肚皮滾圓,不愧食家本色。

 在香港及廣州的大學都讀過書的鄭耀棠,發現兩地在社會福利問題上有明顯不同做法,「內地對下崗職工領補助有個兩年期限,其間並提供再就業培訓,當局也介紹工作,兩年期限一過,下崗者就要跌入赤貧的失業救濟網,所得的救濟金少到一百幾十塊,即使生活指數高的廣州、深圳,也只有二、三百塊,僅夠吃飽而已。」鄭耀棠認為,內地鼓勵失業者培訓再就業的思路,有其積極的內容,但他不能公開提倡,這學術及技術問題會被人泛政治化。採訪當天是「國際人權日」,鄭耀棠強調勞動權利也是人權的重要部分。

論文談福利制度積弊

 八八至九○年,鄭耀棠在「港大」讀一個校外的社會學綜合課程,怎樣看社會福利問題?「我的基本觀點是,政府要幫助最沒有能力自助的老弱病殘。但是,我很反對有能力找工作而放棄勞動權利者,由於政府有個安全網,不是鼓勵領取『綜援』者積極自我充實,並尋找就業機會,有些個別社工甚至阻撓領綜援者去找工作。可見香港的福利制度存在積弊,在我的論文中有詳細闡述和分析。」

 「我在小學的成績不錯,一貫前三名,老爸曾買手錶獎勵。但到了中三,家境欠佳,母親帶著去退學,在班主任面前落淚,校方也對勤奮學習的我被迫輟學深表惋惜,」講起當時情景真有粵語長片一般傷感。

 他在酒店最初做門僮,開始嚐到人間的辛酸與不平。加入工會後,有很多學習小組,「我參加了香港與中國的時事學習小組,才發現身在香港卻不了解很多事。正在我啟蒙的時候,看不少『文革』時期流行書籍,《歐陽海之歌》、《紅岩》、《焦裕祿故事》、《青春之歌》等等,很受影響。」

 回想起六、七十年代的工會,學習氣氛相當濃厚,為了解中國,也學習普通話,開始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從不知所云學到完全聽得明白,很大程度歸功於唱國語歌,鄭耀棠的男高音獨唱,在業界享譽數十年,原來同他學講普通話互為表裡。

工人運動也與時共進

 當年二十出頭的鄭耀棠,已擔任工會的宣教部副部長。近年,他更以特區行政會議成員及全國人大代表身份,進入政府決策階層,學歷不算高的鄭耀棠怎樣應付工作上的新挑戰?

 答案是不讀死書,「踏入新世紀的香港已回歸祖國五年,無論本地及世界大勢都不斷變化,我們做工會工作者,不能死讀馬克思的書,用一百多年前的方法去指導今天的工運,如八十年前的香港海員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那樣的時代已經是歷史。看到今天的香港實況,應知道在學校教的一些理論,早已經不完全適用了,不夠應用了。」

 在八十年代末期,鄭耀棠任「工聯會」理事長,實際是當家人,日理萬機,仍然抽時間在「港大」讀三年書。「真是辛苦之極,白天工會繁瑣的事務接踵而至,晚上老師教的課程又非消化不可,最初時期簡直跟不上。雖然我利用夜晚、周日及公眾假期去讀書,但頭腦一時轉不過彎。到了能將大學講授的理論運用到工會工作中之時,便漸入佳境了。」

讀管理學漸入佳境

 當年鄭耀棠的老師,正是「匯點」主將之一的張炳良,熟悉公務員運作的張炳良把逐級領導的模式,傳授給鄭耀棠,以往工會的組織傳統完全是兄弟班,各級委員會無非是「南斯拉夫」(臨時拉伕)湊起來的,分工也不清晰。鄭耀棠實行規範的升遷制度,以及明確的負責制度,杜絕越級越權。職權分明、各司其職之後,鄭氏可以從繁瑣的事務中解脫,「原來管理學能改革一貫鬆散的工會組織,使廿萬會員發揮更好的作用。」

 談到終身學習、在職培訓的問題,鄭耀棠指出,早在一九八七年已在工會提出,要正視香港工業北移的大趨勢,員工以往面對機械,不用顧及它的感受。今後再沒有大規模的工業生產模式,員工要面對人的服務,直來直去的態度就不合時宜。他對當局提出再培訓的問題,「如果不預見到經濟轉型的危機,及早為工人轉業謀出路,將會面對社會上結構性失業,並造成沉重的包袱,當時教育統籌司是楊啟彥,他強調政府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無需搞職業訓練,當即合上卷宗,沒商量。我們工人只有自謀出路,不但要一技傍身,還要多技傍身,因社會需求與日俱增,不終身學習的必定落伍。」

不學習就出局

 有個故事對鄭耀棠觸動很深,美國硅谷二十家最有活力的公司,他們計算資產不是看擁有多少動產不動產,而是旗下有多少人才,頂尖的人才都在二、三十歲,而且是三幾年又湧現出一批新秀。鄭耀棠大為驚詫,「三十歲就過時?好殘忍——但香港早晚也進入新時代,所以要告訴工人,我們這一代讀的書少,很難補課,年輕一代一定要勤力讀書,不斷掌握新知識、新技能,才能在瞬息萬變的時代立於不敗。」

 工友們也看到,香港很多大公司、大機構的行政總裁不過卅歲左右,五、六十年代都是白頭人掌舵,起碼六十歲才像個總裁樣子,「今天則是卅歲人的天下,做行政總裁,還是跨國公司的!老一輩也不能沉醉在想當年的風光,觀念上要適應時代轉變,要努力不斷提升自己。」

 對獨生子的學業,鄭耀棠大致聽其自然,雖然前幾年已想讓他出國讀暑期班,但孩子未開竅,直到「中七」才要求留學。鄭耀棠提醒兒子,「全球經濟一體化,競爭無國界,不掌握最新信息,不掌握最高科技者,不可能獨善其身,只能在勞工大軍中沉浮一生。」

 接受採訪當天,他剛好一早趕去接機,陪英國回來的愛子午餐後,才匆匆趕回中環寫字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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