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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2月30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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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2-30] 為歷史留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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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萬雄.

 我自一九八○年認識沈從文先生,至一九八八年他辭世的八年間,每次進京,大都會聯同王予予先生和王亞蓉女士,到沈家拜候老人家和沈夫人。不管有事無事,談正事還是閒聊,總耽擱上好幾個小時。八十年代初中期,專職於香港商務印書館編輯出版事務,赴京次數較頻繁,每回逗留時間又長,親炙的機會自然多。我很懷念這一段日子,也視之為一生很寶貴的際遇。倏忽間,沈老去世也十五年了,但八○年初次晉謁沈老的情景,仍然記憶鮮明;當時蹦跳入腦海的「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的形象,也不因時間、人事的遷變而磨滅。

研究沈老晚年的重要文獻

 沈老晚年的二十年,在工作上最親近的自是他的兩位助手王予予先生和王亞蓉女士。沈老生前死後,我與他們兩位一直是很親近的朋友。從他們日常談話中,我獲悉更多沈老的事情,增長我對沈老的認識。或者是出版人的習性,我總勸他們寫下來。他們兩位都是很低調的人,也基於對沈老的尊崇,而有過多的顧慮,盡量不願因文字而惹起不必要的是非。我認為名人首先是屬於他自己的,其次是屬於歷史的,但在容易生是非的社會,心性善良的人有這種顧慮,可以理解。王予予先生因病過早去世,是中國考古學界的一大損失。他厚積未發的方方面面的學問,隨身而逝,令人惋惜。作為沈老晚年最親近、最信賴的學術助手,追隨沈老三十年,如果王予予先生能寫下長年在生活中的親炙以及在學問上的請益琢磨,不用說,將會是了解和研究沈老晚年的重要文獻。

為歷史負責的大義

 我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深信其歷史價值,更感到這種損失無可補償。於是轉而「壓迫」王女士。每次上京見面,苦口婆心,敦勸她整理與沈老在出差時的談話錄音,以及她對沈老的回憶,結集出版。為此甚至「責」以為歷史負責的大義。近年,王亞蓉女士屢為疾病所纏,甚至有過生命危險,終了悟及時行事的重要、為歷史留下記錄的迫切程度。今年是沈從文先生百年華誕,為懷念沈從文先生,終於編寫出版這本書。簡單說明其中緣起,以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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