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1-25] 人物：父親就義時年僅廿八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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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鵬的父親李碩勛 （資料圖片）

——李鵬：我的母親趙君陶　　　•李 鵬•

母親終身沒有再婚

　一九三一年五月，李碩勛奉黨中央命令去南方，擔任兩廣軍委書記，機關設在香港。同年七月，趙君陶攜帶著她三歲的男孩——自然就是我，由上海到香港。我們在香港的團聚是短暫的。七月，李碩勛到海南島召開軍事會議，不幸被捕入獄，遭受嚴刑拷打，英勇不屈，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六日在海口從容就義。李碩勛臨刑前寫了致我母親「陶」的遺書。這封遺書體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正如郭沫若所書：「這是中國人民革命成功的左券，是訓育革命後進的不朽教材。」

　我父親就義時，年僅二十八歲，正當英年。我母親與之同年，也算得才貌雙全，風華正茂。但是多少年過去了，母親終身沒有再婚。她對我父親愛得太深了。父親的遺像始終擺在她的床頭或書房，她經常面對遺像，靜坐沉思，一坐就是好幾個小時。一本載有詳細介紹李碩勛的書《紅旗飄飄》總是放在她的枕下，經常取出反覆閱讀。在任何險惡的環境下，她像愛護自己的生命一樣愛護父親的遺書，所以遺書才能完好保存至今。直到她去世後，我和朱琳將遺書的原件送交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保管陳列。

彌留之際叮囑防「狗」

　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我的母親趙君陶已病魔纏身，她希望有生之年再到西湖一次，那裡畢竟是她和父親初識之地。她終於如願以償，在療養院度過了一個夏天。在我的母親彌留之際，我和她所疼愛的兒媳朱琳均不在她的身旁，這是我們引為終身的憾事。當時我的妹妹李瓊和我的子女們、親友們守候在她的身旁。她在臨終的昏迷中偶爾甦醒過來就問「兒子怎麼還沒有來？」她最後的話是：「是我把他們拉扯大的」，「不容易啊」，又以微弱的聲音說，「要防『狗』，要防『狗』啊」，就溘然去世了。我明白她的意思，「狗」就是指特務和叛徒。她是在告誡我，不要忘記過去「狗」的危害，也要警惕可能產生的新「狗」。一九六○年，吳玉章同志，我父親的這位老師和戰友在悼念李碩勛烈士的詩中寫道：「遺骨瓊州何處覓，喜看紅日照天涯。」母親多次囑咐我和朱琳，身後把她的骨灰撒在瓊州海峽。我們完成了她的夙願，她的骨灰終於被安放在海口李碩勛烈士紀念亭內。

受三姐趙世蘭影響頗深

　第三位對我母親一生影響最大的人是她的三姐趙世蘭。趙世蘭是黨內最著名的幾位老大姐之一，是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出色的黨的工作者。趙君陶和趙世蘭姐妹自幼生活在一起，學習在一起，長大成人後，同在北京讀書，同時接受進步思想，同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同時參加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趙世蘭還參加了一九二七年在武漢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大革命失敗後，革命進入低潮時期，她倆都奉黨組織之命先後回到四川成都，在她們二哥趙世雙家裡隱蔽下來，都以教書為生，伺機宣傳進步思想和黨的主張。一九三五年，有一個叛徒，後來當了國民黨的特務，在成都發現了她們，對她們進行追蹤和威脅。她們機智勇敢地與特務作鬥爭，終於逃出特務的魔掌。就因為這件事，她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誣陷為「大叛徒」，都錯誤地受到批判、鬥爭、抄家等種種折磨。

文革遭受批鬥審訊

　趙世蘭年老體弱多病，受不住這樣身心的摧殘，於一九六九年一月八日含冤去世。而那時趙君陶已被關進化工學院「牛棚」，正在接受批鬥審訊。她對前來探望的朱琳說了一段被審訊的經過：專案組問她：「你丈夫都犧牲了，你為什麼能活下來？」趙君陶回答：「如果幹革命的都死了，哪裡有今天革命的勝利。」正義的聲音駁得那幫人啞口無言。當趙君陶從「牛棚」裡釋放出來，才得知與她相依為命的姐姐趙世蘭去世的噩耗，她決心竭盡全力在有生之年為趙世蘭昭雪平反。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趙世蘭的冤屈才得以昭雪，她的名譽和尊嚴得以恢復，而流芳於後人。（二） （摘自《我的母親趙君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