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2-26] 參與政制構建 保證平穩過渡

　過去二十年，劉兆佳與內地的關係雖然時疏時密，但透過學術研究、諮詢組織等渠道，在香港過渡問題、中央政府勾劃香港發展藍圖上，都作出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如「行政主導」、「臨立會」，甚至「高官問責制」等，劉兆佳均是倡導人之一。

平穩過渡 提供意見

　劉兆佳表示，七十年代後期，出現香港前途問題，新華社香港分社希望他可以就維持香港繁榮穩定、構建香港政治制度提供意見，他便開始「聲音兩邊走」。

　英國政府於一九八九年對《基本法》提出新要求，他更親自到北京與港澳辦交流意見；不過九二年，他擔心被列入親中陣營，影響其言論獨立性及公信力，所以婉拒當港事顧問。

　直至九三年，中英兩國合作基礎破壞，雙方形勢劍拔弩張，劉兆佳說：「其實衛奕信年代，在培養政治領導人才上與內地意見已有分歧，我便建議中央政府，不要再期望英國合作，不如單方面進行收回香港的工作，所以香港特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應運而生。」

　作為預備小組唯一學者成員的劉兆佳，當年每兩個月便要飛到北京三次，為的是香港平穩過渡，他說：「這樣困難才制訂了聯合聲明，但英國為了『光榮撤退』，隨意加快民主步伐、拉攏民主派，加劇中英雙方的互不信任，使香港發展受到影響，所以我便應允做港事顧問。」

　由預委會直接過渡到籌委會，劉兆佳成為第一屆立法會產生辦法港方召集人，更是臨立會的催生者。他說：「英國違反承諾，九五年立法會一定無法直通，《基本法》難以賦予特首單獨立法權，為避免立法真空，及處理英國遺留的不合理法律，中央政府在不太同意的情況下，怕影響特區管治，最終認同臨立會是唯一解決問題的方法。」

防立法真空 催生臨立會

　直至回歸後，雖然劉兆佳退出所有政府架構，但仍然提出部長制，他解釋：「港人治港，一定要有相當廣泛代表性的管治權作為基礎，不可單單依賴《基本法》賦予特首的權力，便可以有力地推行管治，所以我便提出問責制，結果建議受中央政府重視，並予以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