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2-27] 論壇．「一國兩制」與新社會契約 放大圖片
周八駿：香港居民確立新身份認同，是在香港建立新社會契約的前提和基礎。
■周八駿
在香港的經濟過渡即經濟轉型取得成功之前，不同的利益團體和階層必然會發生矛盾，政府的政策或法例很難取得穩定的均衡。但是，相比較，在香港的政治過渡取得成功之前，關於香港的新社會契約更將是一個在理論和實踐上均具爭議性的議題……
隨著香港的經濟過渡和政治過渡不斷深入，香港社會各階級、階層和政黨的相互關係以及他們與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關係都會發生明顯變化，這些變化或者由政府主動立法（包括修訂法例）或者由社會推動政府立法（包括修訂法例）而制度化，這一類制度的總和便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社會契約」。相對於港英時代的「社會契約」，這是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後的「新社會契約」。
香港迫切需要建立新社會契約
劉兆佳教授在他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二屆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之前，主編《董建華首任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個五年》（The First Tung Chee-hwa Administration-The First Five Years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一書。他在親自撰寫的該書首篇文章《董建華的管治戰略：政治上不足》（Tung Chee-hwa`s Governing Strategy:The Shortfall in Politics）中指出，早在九七前，隨著香港由工業經濟轉變為服務經濟，社會貧富差別擴大，公眾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公平性產生疑問，香港就應該建立新社會契約。「如今香港特別行政區面對經濟危機、無情的經濟轉型、失業率上升（尤其中產階級失業率上升），尤其迫切需要建立新社會契約，以恢復社會、經濟和政治的秩序。」（該書第22頁）
劉兆佳教授指出了新社會契約與經濟過渡的關係。為什麼香港社會本應在九七前隨經濟過渡而建立的新社會契約卻遲至九七後的今日仍然是一個議題需要列入政府和全社會的議程？根本的原因在於政治過渡。1997年6月30日24時亦即1997年7月1日零時的平穩過渡和順利交接固然是香港政治過渡的歷史性成就，但是更複雜更困難的事情在後頭。
新身份認同是建立新社會契約的前提
李光耀先生在1999年10月25日於香港發表的題為《過渡時期的香港》的演講中，這樣對香港人說：「你們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在接下來的四十八年裏，你們卻屬於一個稱為特區中國人或香港中國人的特別小群體。除非你們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不然要在特區政府和香港人民之間建立起達致新的社會契約所需的團結精神，將是困難的。」李光耀先生一語道破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尤其中國公民確立新身份認同是在香港建立新社會契約的前提和基礎。這正是香港政治過渡的題中應有之義。我在《香港社會凝聚力的基礎》（四論香港居民身份認同）（載本報2002年12月30日A18版）中已指出：「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唯有視自己為『中國的香港人』即『香港的中國人』，才能理性地分析和討論關於香港政治過渡或經濟過渡的具體問題或事務為不同利害關係而產生的分歧。唯有絕大部分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都確立了新身份認同，香港社會才可能達至最大程度的共識或妥協，香港的政治過渡和經濟過渡才可能取得成功。」
在香港的經濟過渡即經濟轉型取得成功之前，代表傳統經濟增長點的利益團體和代表新經濟增長點的利益團體之間、因經濟轉型而在就業、收益上受損的階層與得利的階層之間，必然會發生矛盾甚或衝突，政府的政策或法例很難取得穩定的均衡。但是，相比較，在香港的政治過渡取得成功（最重要的標誌或指標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尤其中國公民的絕大多數都確立新身份認同）之前，關於香港的新社會契約更將一直是一個在理論和實踐上均具爭議性的議題。
有一種觀點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非民選產生，故其合法性欠缺甚或存疑；唯有全民選舉產生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體議員，才能夠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與政府之間建立相互信任的關係。與之相配合的是另一個觀點：特別行政區政府應該主動跟民主拒中抗共勢力的代表人物溝通。
不應有凌駕基本法的原則
試問：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第二屆政府是否按照《基本法》的有關規定而產生？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第二屆立法會的產生是否符合《基本法》的有關規定？為什麼符合《基本法》規定的特別行政區政府其合法性會被質疑？倘若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除了《基本法》以外還通行其他什麼高於或並行於《基本法》的原則，怎麼可能取得社會共識、建立新社會契約以達致社會和諧？倘若民主拒中抗共勢力堅持與中央政府和特別行政區為敵，怎麼能夠要求特別行政區政府跟其代表人物建立和諧的關係？
應歡迎傳統左派融入主流社會
有些人在指責特別行政區政府疏遠或排斥民主拒中抗共勢力的同時，肆意攻擊傳統左派，不僅認為傳統左派不能代表香港的主流社會，而且貶斥傳統左派的素質和政治傾向。
是的，傳統左派在港英時代一直遭受壓制和打擊，被當時香港主流社會所排斥。那是一種不合理的狀況，應當隨著香港回歸祖國而改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是所有愛國愛港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尤其中國公民共同的事業，在新社會契約中傳統左派應該佔有重要的位置。尤其當民主拒中抗共勢力仍有一定市場的時候，傳統左派對於落實「一國兩制」發揮無可替代的作用。在港英時代，所謂「行政吸納政治」、所謂精英政治，將相當一部分中產階級尤其專業人士團結到了港英建制周圍，被港英當局排斥的傳統左派的構成偏重於基層。傳統左派固應該虛懷若谷，團結其他社會群體，不斷提高自身參與治港的水平和能力。其他社會團體也應該歡迎傳統左派融入香港主流社會。
積極吸引內地人才
香港是一個高度開放的經濟體，對於西方世界在經濟以外的各方面也都高度開放；相比較，對於內地在經濟上高度開放了，但是長時間裏在人事上卻相當封閉。正如香港工商專業聯會在2002年12月27日《信報》發表的《香港需要更開放的入境政策》所指出，香港需要扭轉小島心態，積極吸引內地人才。董建華先生在二○○三年施政報告中宣佈將「參照海外人才來港的處理，讓內地的人才、專家更方便來港工作和居住」。隨著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所謂內地「新移民」的比例不斷上升，吸納他們融入香港主流社會，是新社會契約的另一項重要內容。
新社會契約固然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內部的事情，但是不可能脫離香港特別行政區和中央政府之間的關係。有一種觀點不僅將行政長官的政策取向分為「親北京」與「親香港」兩類，而且將之對立，要求行政長官偏向於後者而疏離前者。這種將「兩制」與「一國」割裂開來的觀點必將隨著香港經濟與內地尤其廣東省珠江三角洲經濟一體化而不合時宜。香港新社會契約也應該反映香港與內地唇齒相依的關係。 （十論「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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