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4-03] 論壇．認真關注我們共同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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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八駿：非典型肺炎肆虐香港，促使我們認真關注我們的共同命運。（路透社圖片）

■周八駿

　非典型肺炎肆虐香港，在所有市民的生命健康都遭受威脅的時刻，我們這個社會其他方面的矛盾甚或衝突都顯得不重要了。歷史的弔詭和悖論在於，當前這一段共同命運的考驗期，成了罕有的政治蜜月期。一旦注意力返回本港的經濟政治問題，不同階級、階層、界別、政黨、團體之間的分歧便將繼續展開。然而，目前這一段患難與共的時光，不會不留下痕跡……

　六百八十萬香港市民正面對共同的敵人——非典型肺炎。這是香港有史以來罕見的一次公共衛生危機。其嚴重性已經由市民生命健康受到的威脅，累及旅遊、飲食、酒店、航空、娛樂、地產等諸多行業的營業額和收入下降，最終後果將取決於特別行政區政府和全體市民能否早日控制病毒擴散、進而予以消滅。

肺炎威脅蓋過政治分歧

　人的生命是最寶貴的。在生命遭受死亡威脅，而且，是我們這塊土地上所有生命都可能遭受威脅的時刻，我們這個社會其他方面的矛盾甚或衝突都顯得不重要了。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所有黨派一致支援行政長官採取斷然措施控制病毒擴散，這在香港歷史上是稀罕的。只有這一類關乎全體香港市民共同切身利益的個別事情，才能蓋過政治分歧和其他公共政策或公共事務上的分歧。

　非典型肺炎終將被香港的醫務衛生工作者所控制。生命和經濟的損失將會被確切統計。非典型肺炎的源頭不在香港，其擴散已變成全球多國（地）的普遍現象，所以，香港的國際形象不會因此而受損。一旦非典型肺炎在香港消失，特別行政區政府和全體市民的注意力將回到經濟轉型的困境和政治過渡的矛盾上來。

共同命運僅止於共抗肺炎？

　正在進行的伊拉克戰爭固然也是香港市民所關注的一個焦點。這場戰爭關係世界政治格局，牽動全球經濟形勢，當然跟香港這樣一個高度開放的經濟體息息相關。香港的經濟過渡和政治過渡需要和平的國際環境，需要世界經濟早日重返穩定增長的軌道。然而，無論伊拉克戰爭還是其他國際重要事務，都超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能力。我們唯有以外部環境和條件為前提，精心建設我們共同的家園。

　歷史的弔詭和悖論在於，當前這一段共同命運的考驗期，成了罕有的政治蜜月期。一旦注意力返回本港的經濟政治問題，不同階級、階層、界別、政黨、團體之間的分歧便將繼續展開。然而，目前這一段相濡以沫的時光，不會不留下痕跡。正在團結抗擊非典型肺炎的六百八十萬市民，應該認真地思索：什麼是我們共同的命運？難道我們共同的命運僅止於我們共同的衛生？

社會矛盾暫被掩蓋

　的確，經濟轉型困難和政治過渡深入相互交織，令香港的社會矛盾激化。圍繞高官問責制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爭議，既是九七前民主之路與回歸之路的分歧在九七後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展開，又反映傳統既得利益集團對於行政和政治架構與時俱進的抗拒。圍繞結構性財政赤字、結構性失業和結構性通縮的爭議，既反映香港社會在關於香港經濟轉型困難的性質和出路等重大問題的認識或理解上仍然存在著分歧，更反映不同階級、階層、界別、政黨、團體在如何分配經濟轉型的代價、尤其如何分配克服財赤的代價上存在嚴重分歧。跟九七前比，甚至跟一二年前比，今天，香港社會關於香港必須與內地、尤其廣東省珠江三角洲拓展經濟一體化所取得的共識，是香港經濟過渡和政治過渡深入的一項重要標誌和成果。然而，關於《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強烈爭議，關於如何克服結構性財赤的具體措施的不同意見，不同程度地透露在如何對待香港和內地的經濟關係與政治關係的差異上，以及如何準確理解和把握「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上，香港社會仍然存在著明顯的偏頗。

推動新舊主流社會交替是關鍵

　香港的經濟過渡和政治過渡是不以任何個人、階級、階層、界別、政黨、團體的意志為轉移的。香港社會目前顯露的分化，是不同階級、階層、界別、政黨、團體因應經濟轉型困境和政治過渡深入而各自努力爭取最大利益和最小成本的表現；也是傳統主流社會開始解體，新的主流社會尚未形成的表現。是經濟過渡和政治過渡深入的題中應有之義。

　然而，香港社會主流意見和傾向會影響香港經濟過渡和政治過渡的進程。推動新舊主流社會交替，是推動經濟過渡和政治過渡深入並爭取經濟轉型早日成功的關鍵。

　董建華先生在剛就任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時就提出這樣的觀點：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任何客觀而理性的人士都明白，這是關於香港回歸祖國後香港與祖國內地關係的本質的一種概括。但是，這一觀點不符合香港傳統主流社會的觀念，一直遭到一些人批評或反對。非典型肺炎擴散又讓這些人以為藉口，不僅諷刺「國家好，香港更好」，甚至挑撥香港與內地關係。他們故意混淆兩地在具體事務上欠溝通與兩地基本關係之間的根本區別，欲給香港的經濟過渡和政治過渡設置障礙。

尋求最大利益公約數

　就長遠和根本而言，香港市民的大多數只有確立「香港的中國人」即「中國的香港人」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的新身份認同，才會明白我們共同的命運在於跟內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相協調，加快實現香港本身的兩個過渡。

　就目前和具體而言，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需要妥善把握「治本」（加快經濟轉型）與「治標」（緩解結構性財赤、結構性失業、結構性通縮）之間的關係，盡可能提高有限政策手段的效率和效果，在各種對立利益群體之間尋求和把握「最大利益公約數」，在分配各項政策的社會成本時則盡量做到公平和公正。香港社會大眾則應該懷抱同舟共濟的胸襟，支持特別行政區政府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