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4-15] 民主和法治問題的雙重標準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中的奇怪現象
■周八駿
在2003年4月8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關於《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審議委員會會議上，民主黨籍議員張文光以世界各國關於社會主義制度有不同看法，部分歐洲國家也自稱奉行社會主義，中共在不同時代關於社會主義也有不同解釋為理由，要求保安局長詳加解釋中國憲法所規定的社會主義制度。保安局長回答，若將來有顛覆的檢控，法院會就當時的憲法和案情來判斷被告行為是否推翻社會主義制度；至於建國50年來社會主義如何演變，足以寫一篇博士論文，但法院不是看這些。張氏隨即表示，他反對以一個不知是什麼東西的東西來作為衡量的標準。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覆述媒體的上述報道，因為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反映香港的拒中抗共勢力在關於民主法治問題上是如何公然地宣揚雙重標準。
這裏所謂「雙重標準」，當然不是指「一國兩制」下的「兩種制度」，而是指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維度內，對於同一件事情或現象，或者對於可比的事物或現象，使用兩類不同的規範或標準來分析或考量。
讓我們來分析張文光議員的上述一番話。這一番話本身包含兩個問題：（1）社會主義作為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歷史演變及其現實多樣性，是否抹煞一個國家一定時期所實施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具體確定性？（2）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關於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和實踐的發展，是否符合時代進步的方向？張氏的談話對於這兩個問題顯然是給了否定的回答。
誠然，至此，還不能說張氏宣揚了「雙重標準」。問題在於，當張文光議員以否定的目光看待國家憲法所規定的國家主體根本制度的確定性及其歷史演變的進步性時，他卻暗含地給了相類似或可比較的另外兩個問題以截然相反（亦即肯定）的回答。這就是：（1）資本主義作為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同樣歷經歷史演變，現實表現也具有多樣性，是否抹煞一國（地）一定時期資本主義制度的具體確定性？（2）九七前香港在英國殖民者管治下民主和法治的演變是否符合時代進步的方向？九七後，香港特別行政區民主和法治是否需要與時俱進？
應實事求是看中國的進步
香港的拒中抗共勢力的代表人物，有時（儘管稀罕）也會表現得特別「愛國」。譬如，李柱銘議員最近在立法會上一再抗議關於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中含有「聯合王國政府」等一類字眼，聲稱作為中國人無法容忍特別行政區法例居然還維護英國殖民者。身為資深大律師，李氏是應該很清楚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李柱銘議員和他的戰友，倘若對於近20多年來神州大地的滄桑巨變多少投射一點實事求是的目光，則他本人不會惺惺作態地糾纏於有關立法條文的個別字眼，張文光議員也不會提出上述責問。
今天，世界上越來越多人認識或意識到，中國正在發生她有文字記載歷史以來屈指可數的又一次深刻而巨大的變革，而且，不同於以往任何一次歷史巨變總是以劍與火為手段，是第一次以和平漸進的方式來進行。我們的祖先飽嘗太多的犧牲和苦難，才教會他們的後代在追求中國民主富強的新的歷史征程中，盡可能平衡當代人的利益和代價，同時，既不能夠以子孫後代利益為代價來謀求當代人利益，也不能夠讓當代人為長遠的目標支付太大的代價。這就要求審慎地把握「改革」「發展」與「穩定」三者之間的關係。體制和觀念的變革，不能不顧及傳統勢力的阻抗能力和全社會的承受能力。中國走向世界，世界走進中國，固然意味著中華文明跟人類其他各種優秀文明相結合或融合，但決不會是任何一種其他文明完全取代中華文明。
1992年初，鄧小平提出「三個有利於」作為判別和建設社會主義的標準。2000年5月，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作為判別和建設共產黨的標準。儘管有些人以左的或右的角度批評或反對中共第二代、第三代領導核心及領導集體的與時俱進，但是更多得多的人則公允地肯定這是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的兩大里程碑。
為何一再宣揚雙重標準？
在關於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諮詢過程中，我們還看到民主拒中抗共勢力的另一種表現：一方面，竭力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有關立法條例草案完全跟國家主體的同類法律劃清界限，但是，另一方面，卻又以國家主體同類法律為參照來批評香港的有關條例偏緊。企圖爭取香港的有關法例成為普天下同類法律最寬鬆條款之集大成者。
為什麼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民主和法治問題上，拒中抗共勢力一再宣揚雙重標準？一言以蔽之，是企圖在香港和中國推行完全西方化。為此，在方法論上，訴諸實用主義和詭辯，又以所謂言論和新聞自由做掩飾。
言論和新聞自由是否等同於隨心所欲？不妨讀一讀奧地利著名歷史學家弗里德里希．希爾（Friedrich Heer,1916-1983）這一位思想自由的鬥士和學識淵博的學者在其巨著《歐洲思想史》前言中的一段話：「歐洲思想界長期為武斷、缺乏自律精神和傲慢粗魯所束縛，這反而使思想界沒有力量。他們不能駕馭別人的思想，因為他們不能駕馭自己。人的心靈不能聽由興之所至而放縱它，必須有對自己心靈的嚴謹約束。這種自我約束的一個特性就是毫無成見地看待社會的一切經驗。自然科學要求人們頭腦開放，同樣的精神也適用於我們考察歐洲的一切思想傳統，傾聽每一個時代的聲音。說到底，這種開放精神要求自制、自我批評、自我監督和自律。一切知識分子和關心人的心靈的人，都必須如此去努力。他們若不用精神的律法約束自己，就會被新的、外來的權勢所制約。」（趙復三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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