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4-24] 有感於國家主席現身鬧市街頭
■東方鐵
地點：廣州市北京路鬧市街頭。
場景：逛街的人們突然驚喜地看到，正在廣東視察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出現在繁華的街上，警衛並不森嚴。他向人們親切微笑，頻頻揮手。許多人起初以為認錯人，繼而擁上前去，熱烈鼓掌……
現實生活中的這一幕，引起了內地及香港傳媒的關注，紛紛進行報道。一家傳媒的新聞標題是：國家主席胡錦濤現身廣州鬧市。好一個「國家主席現身鬧市」，反映了中國新一代領導集體的新氣象。
毛澤東的憤慨
現身鬧市，對一個普通市民來說並不稀奇，但國家領導人要做到這一點卻不容易。四十五年前，第一位國家主席毛澤東，就曾在一次會議上憤慨地說：「規章制度從蘇聯搬來了一大批，如蘇聯的警衛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負責同志的活動，前呼後擁，不許參觀，不許上館子，不許上街買鞋。……那些規章制度束縛生產力，製造浪費，製造官僚主義。」這段話簡直是義憤填膺的聲討，是「還我自由」的呼聲。可是沒有用，他雖貴為國家主席，卻無可奈何，以後仍然不能參觀，不能上館子，不能上街買鞋，外出仍是前呼後擁。其結果呢，他在晚年脫離群眾，先是犯了「大躍進」的錯誤，後來更犯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當然，這些錯誤不能簡單地歸咎於一兩種制度，但是，人民的領袖無法置身於人民群眾之中，不能不說是一個值得警惕的大問題。
繁文縟節的危害性
毛澤東對此早有深刻的看法。他說，在建黨和北伐時期，黨比較生動活潑，並沒有這一套。這些規章制度是繁文縟節，都是「禮」。他說的「禮」，就是專制社會嚴密的典章制度，尊卑有分，親疏有別，貴賤有序，等級森嚴，不可逾越。位高者命貴，位卑者命賤，在這種「禮」的影響下，保衛領導人的安全就成了建立繁文縟節的最佳理由。的確，一個為人民服務的政黨本來是沒有這一套的，且不說建黨初期，就是在井岡山、延安和西柏坡，也都沒有這一套，黨的主席與普通戰士、與老百姓朝夕相處，親如一家。在延安，美國記者斯諾發現紅星將照耀中國，華僑領袖陳嘉庚斷言中國的前途和命運繫於共產黨，黃炎培相信有辦法打破歷史朝代更替的周期率。他們之所以作出這樣的預言，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看到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像普通人一樣在街上隨意散步，與老百姓談笑風生。用不著長篇大論，也不必講更多深奧的道理，這種街景足以說明一切。
後來執政了，做官了，「禮」就多起來，脫離老百姓的危險性也增大了。當然，這樣說不是不要警衛制度。現在的社會情況複雜，國家領導人的安全非常重要。但是，我們千萬不能用自己的手砌起一道牆，把執政黨、把執政黨的領導幹部與人民群眾隔離起來。如果隔離起來，領導者高則高矣，危亦危哉。這個危險就是有可能脫離群眾。蘇軾有詩云：「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宋神宗說他終是愛君，這位皇帝有點自我感覺良好，蘇軾作這首詩時未必想到這個君，未必有這份愛君之情。但如果處於脫離人民群眾甚至凌駕於人民之上的「高處」，確實會有「不勝寒」之虞。
拋棄優越感
與人民群眾始終在一起，就必須拋棄高高在上的優越感。有時傳媒讚揚某位好官有「親民」形象，有的官也說自己要「親民」。這些話似乎是好話，其實不盡然。因為，講領導幹部「親民」，在意識深處是把他與民分割開來了。如果為「親」而親，這種「親」難免夾雜著表演的成份。其實，人民的「官」，他本身就是人民的一分子，無須矯揉造作地去顯示如何「親」民。他對人民群眾的深厚感情，是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中自然交融的，是在與人民群眾的交往中自然流露的，是在為人民服務的扎實工作中自然體現的。
置身群眾 掌握民情
置身於人民群眾之中，不是一件小事情，它體現了領導者的平民作風，而這種平民作風反映了平民意識。做官的本身是民，而且首先是民。只有在思想深處意識到自己來自人民，自己是普通公民，才能自覺地把自己置身於人民之中。領導人置身於群眾之中，可以了解到許多辦公室裏看不見、聽不到的情況。胡錦濤主席這次到廣東，直接深入到醫療、科研機構考察，了解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情況，看望慰問第一線的醫療工作者，指導防疫工作。他還在深圳會見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表示對香港防治工作的支持。他現身鬧市，也是調查研究的一部分，目的是實地觀察社會情況和市民的情緒，從而掌握第一手情況。這次他到廣東視察，對爾後中央作出一系列果斷措施顯然是有重要作用的。可見，只有深入群眾調查研究，才能聽到真民意，掌握真民情，了解真民困，辦好真民事，更好地服務人民。
何愁脫離群眾
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大智大勇如毛澤東者，晚年卻未能打破與群眾隔離的藩籬，可見其不容易。看來，既需要領導者自己的把握，也要進行制度創新，以提供制度上的保證。同時，領導者還要以鍥而不捨的精神，長期堅持。
國家主席現身鬧市街頭，給人以驚喜，也給人以啟發。國家的最高領導者尚且能做到這一點，那麼各級領導幹部更應當做到。如果領導幹部都能始終置身於人民群眾之中，又何愁會脫離群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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