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5-09] 危機處理 社會體制 兩地關係

　SARS是一次無法預測和預防的危機，香港逾一個半世紀的歷史經驗沒有為特區提供應付危機的體制和機制，這是香港最初抗疫顯得不夠快捷和有效率的重要原因。但經過特區政府、前線醫護人員共同努力，疫情正呈現平穩趨勢。經過共同抗疫，也有助我們進一步認識兩地休戚與共的關係……

■周八駿

　香港受非典型肺炎困擾近兩個月，經過特別行政區政府、前線醫務人員和廣大市民共同努力，疫情正呈現平穩的趨勢，但是誰都不能擔保不會出現反覆。因為這是人類遇到的一種新疫病，關於其病源、病原和傳播機制尚未探究明白。只有香港本地患病個案不斷下降而至於一段時間新增個案為零，香港市民的情緒才會開始安定。只有中國內地的疫情受到有效控制，香港的疫情才能確保受到有效控制。只有疫情在全球受到有效控制，香港市民才能相信，香港作為舉世罕見的高度開放的經濟體，非典型肺炎對我們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威脅完全解除。

　當我們正在與內地和各國人民一道為控制非典型肺炎而繼續努力時，若干問題值得我們思考，這些問題或者關乎當前疫病的防治，或者關係香港經濟和社會的長遠發展。

無法預測和預防的危機

　一是關於危機處理。什麼是危機？概言之，危機是經濟、政治或社會其他領域的既有結構、秩序或狀態的突發性破壞、瓦解或中止。主要是宏觀的（單一國家或地區，多個國家或地區，甚至全球性的），也包括微觀層面的危機（公司或團體，家庭或個人）。有些可以預知並預防，有些可以預測卻無法防止，有些無從預知、預測也無法預防。非典型肺炎便是一次宏觀層面的無可預知、預測和預防的公共衛生危機。

　即使已為人類掌握的具周期性、規律性的危機，在不斷變化的環境和條件下有時也會呈現若干新特點。這時，人們對於它們的認識可能產生一定程度的偏差，預知或預測可能失誤，預防或因應可能出錯。例如，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處理二○○○年初以來最近這一次美國經濟衰退。

　在經濟、政治及社會其他領域，即使是可以預測並預防的危機，預防危機的措施卻往往無法得到證實。第一，關於危機在什麼時間發生，政府和民間之間，社會各階層、界別之間的預測往往很難取得共識；第二，關於預防危機的措施如何才是適宜或足夠，在不同利益階級（層）、團體、界別、群體之間往往很難取得共識；第三，即使政府堅決採取措施而事實上防止了一次危機，但由於危機被防止而往往無法向公眾證明是政府的措施使然。

　明白非典型肺炎所引發的公共衛生危機的性質以及關於危機處理的一般道理，就能夠體諒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醫管局在防治非典型肺炎上的失誤或不足。

香港缺乏應付危機的體制

　二是關於防治非典型肺炎這一類疫病的社會體制和機制。儘管任何一種疫病都可以找到它跟社會經濟的一定程度的關聯，其失控都可能誘發政治危機或者引發嚴重經濟惡果，但是，公共衛生危機本身是非經濟和政治性質的。此其一。其二，在一國（地）之內，有效防治疫病的社會體制和機制必然是政府高度集中控制的；在國際或全球層面，同類體制和機制同樣是高度行政性質的；都跟市場經濟體制和機制的性質相反。在這一點上，防治疫病的體制和機制跟戰事動員體制和機制相似。

　明乎此，便能理解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應對非典型肺炎流行初期所表現的忙亂而缺乏效率。明乎此，也就能理解中國內地全民動員，對於控制並最終平息非典型肺炎將發揮決定性作用。記得一九九八年世界銀行專家評論當時中國全民抗洪時說，中國政府的高度動員和組織能力，使中國在對付天災上能夠較相當多數市場經濟國家的更有效率。一是可以動用高度組織的軍隊，二是可以通過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級政府的自上而下的嚴密系統來盡快動員和組織全社會力量。中國內地的社會組織架構固然還帶有傳統經濟體制和相應政治體制的特徵，跟中國有關部門或地區在前一段時間披露非典型肺炎信息上所暴露的缺陷兼容，但就對付突發性或災難性的重大事件或危機而言卻頗具效率。

　誠然，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也可以形成高效的社會動員和組織系統，但通常需要經歷戰爭或嚴重天災的磨練。例如，經歷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西方主要國家都有戰時動員體制；美國在經歷了「九一一恐怖襲擊」後，迅速重組政府相關部門而成立國土安全部。這些國家的疫病防治體制和機制也都頗具效率。相比較，香港逾一個半世紀歷史經驗沒有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提供類似的體制和機制。這是香港最初防治非典型肺炎顯得行動不夠快捷和有效率的重要原因之一。

進一步認識兩地關係

　非典型肺炎肆虐促使香港市民深入思考香港與內地的關係。鑒於廣東省是非典型肺炎最早發生地，疫病在香港爆發初期，本港有些人對於香港與內地關係發表了非理性的評論。任何客觀而理性的人士都明白，行政長官董建華提出「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是關於香港回歸祖國後香港與國家主體關係的本質的一種概括，卻被一些人以非典型肺炎擴散為藉口來諷刺為「國家好，香港不好；國家不好，香港大大不好」，甚至有人企圖進而否定行政長官在二○○三年施政報告中所提出的香港與珠三角經濟一體化的戰略決策。

　然而，隨著時間推延，尤其中共中央果斷地調整國家衛生部和北京市政府的主要領導人，香港社會對於香港與內地關係的正面看法開始佔上風。例如，有人建議粵港建立和完善關於傳染病（不限於非典型肺炎）的通報機制。有人建議特別行政區或行政長官辦公室設立政治顧問，確立兩地正式溝通渠道，使行政長官的施政能夠因應內地形勢變化而不致橫生枝節。有人提出由疫症反思「一國兩制」，建議香港與內地建立全盤協調機制。這些建議或者涉及具體的疾病防治，或者關乎「一國兩制」的總體安排，都是客觀而積極的。經過共同防治非典型肺炎一役的考驗，香港和內地同胞將進一步認清唇齒相依、休戚與共的共同命運。這對於香港的長遠發展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至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