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5-26] 論壇．防疫是國家綜合安全的重要環節

程畢凡

　從國家安全角度看，我國預防為主的方針應建立在可能發生生化恐怖襲擊的最壞估計上。在大力開展國際防疫合作時，不應喪失應有的警惕性，必須拒絕同外國聯合進行測繪我國不同地區人群的基因圖譜，以防外國運用DNA重組技術開發針對我國的基因武器。同時，要保護好我國的疫苗研製生產體系。

　國務院五月十二日頒布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可以說是總結了非典事件的慘痛教訓擬就的。《條例》的出台既是適應當前抗非典的急迫需要，也使今後更及時有效地應付突發事件，有了一套強制性的行為規範。但是，《條例》主要是指導有關機構和人員在出現疫情時，應該做什麼和怎麼做。它的有效實施，還需立足於一個健全的衛生防疫體制。關於如何建立健全的衛生防疫體制，從國家綜合安全角度來看，筆者認為以下幾個問題是值得探討的。

預防方針應建在最壞估計上

　其一是，關於預防為主的方針應建立在什麼樣的最壞情況的預估上的問題。我國衛生醫療工作從建國之初起就已明確實行以預防為主的方針。當時，這一方針的確立依據，除醫療與預防的辯證關係和消滅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許多瘟疫的需要外，還有明顯的戰備考慮。眾所周知，二戰後的第一場生物戰，是美國在朝鮮戰爭中實施的，禍及我國東北部分地區。改革開放後，由於中美、中蘇關係的改善，大部分瘟疫的基本消滅以及衛生醫療體制適應市場經濟的改革，預防為主的方針在事實上逐漸發生變化。衛生醫療工作越來越向醫療傾斜，預防的考慮越來越少。在衛生醫療事業的政府財政預算支出中，公共衛生這一塊所佔比重也日益減少，到一九九五年就低到只佔預算的百分之十二。中國用於公共衛生的人均投入，在世界上是屬於最低之列的。

　這次非典事件是一次大教訓，全國上下對預防工作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認識。醫療衛生工作當會重新恢復真正以預防為主的方針，《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的出台，有力地顯示了這一變化。

　但是，關於預防為主的方針究竟應該建立在什麼樣最壞情況的預估上，有關方面對此尚無明確的說法。美國經過「九•一一」事件和零星炭疽恐怖襲擊後，已把對付生物化學戰恐怖襲擊作為預防工作的重點並相應建立了一套預警與應急體制。美國對付這次非典疫情顯得游刃有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它有了這一套應急體制。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我國是否也有必要把預防工作建立在可能發生生化恐怖襲擊的最壞估計上？俗話說：「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從當今世界安全形勢來看，作這種預估並非「杞人憂天」。據了解，目前世界上已有二十至三十個國家擁有使用化學武器的能力；有十幾個國家已擁有或正在研製生物武器。有資料表明，僅俄羅斯的化武就可以殺死全球人口一千零二十二次。而美國所擁有的包括二元毒氣和V2神經毒氣在內的化武則比俄羅斯更加「先進」。據英國報刊透露，美國在簽署有關禁止生化武器國際協議後，還在偷偷研發新一代生化武器。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美國軍方已下本錢開發新型的生物武器——基因武器，它採用DNA重組技術，可以根據需要對某些特定人種進行殺傷。美國至今仍拒絕全面加強《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有效性的議定書草案；並已於二○○二年退出關於制定《生物武器公約》執行議定書的談判。使用生化武器必將受到全世界的譴責並且可能遭到報復。因此，擁有這類武器的國家使用這種武器的可能性並不大。但是，如果這些武器不幸流失而落入恐怖主義集團手中，那麼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由此可見，我國必須未雨綢繆做好應對措施。

加強合作與加強警惕

　其二是，大力開展國際間的防疫以及生命科學的合作研究是必要的，但不能喪失應有的警惕性。這次非典疫情發生後，由於世界衛生組織的有力協調，國際間展開了非常活躍的合作，在極短的時間內，便確定了冠狀病毒是病原體，測出了病毒的基因序列並初步開發出了一些抗非典藥物。世衛組織專家還善意批評我國有關研究機構同其他國家的重要研究單位學術交流不足的缺陷。這是我們必須加以改進的。但是，我們也不要忘記「一種傾向往往掩蓋另一種傾向」這一至理名言。某些屬於商業機密，尤其是屬於國家安全機密的東西，我們還是應該有所保留為好，切不可書生氣十足。在這一方面，學學美國就可以了。美國雖然很開放，但在牽涉到國家安全利益的領域一向有非常嚴格的規定。我們有些什麼東西需要保密呢？舉例說，鑒於美國，也許還有其他國家正在開發運用DNA重組技術的基因武器，我們必須拒絕同外國專家聯合進行測繪我國不同地區、不同人群的基因圖譜，以免中了圈套。

保護我國疫苗研製體系

　其三是，必須保護好本國的疫苗研製生產體系。據本港《經濟導報》五月五日報道，目前跨國醫藥企業已幾乎佔據中國計劃外疫苗市場的半壁江山。非典疫情的發生更使它們「嗅到其中巨大商機，並開始豪賭中國疫苗市場」。疫苗是治療各種疫病的最有效手段，中國在這方面與先進國家相比還有差距。開放這一市場，既是加入世貿組織後必須兌現的承諾，也是通過競爭與學習提高自己的途徑。但是，從國家綜合安全的角度考慮，我國必須注意不可因此而使自己的疫苗生產體系受到破壞。國家應給予適當的支持，使之在競爭中得到鞏固和壯大。《經濟導報》的報道說，「如今由衛生部直屬的國內六大生物製品研究所（主要生產計劃內疫苗）已經進入市場競爭……」。據筆者了解，從五十年代開始，在北京、華東、西南、中南、東北和西北六個地區分設有直屬衛生部的北京、上海、成都、武漢、長春和蘭州六個生物製品研究所，負責全國的疫苗和其他藥用生物製品的研發和生產。相應地，還建立了中國生物製品檢定所（後來擴大為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負責生物製品的監督與檢定工作。這一格局，明顯帶有戰備安全布局的考慮。這就是中國疫苗生產的基本組織體制。但是，在經濟體制的改革中，各生物製品研究所都已從衛生部剝離出來，成為自負盈虧的企業並組成了一個企業集團；而藥品生物製品檢定也劃歸後來成立的與衛生部平行的藥品監督管理局（最近擴大為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從經營上看，管理體制改變後，上述六個研究所的情況，據說都欠佳。這與體制上的因素有關，它們主要供應計劃內的疫苗，價格上受限制，但又要自負盈虧。由於積累有限投入不足，多數研究所設備陳舊，尤其是強毒性疫苗研發與製備的設施嚴重不足，早已昔日風光不再。這是在這次抗非典中，這些研究所沒有發揮應有作用的重要原因。這六個研究所目前仍然是製造國產疫苗的主幹力量。由於它們生產規模較大，產品又有價格優勢，總體上在計劃內外市場上，還保持主導地位。但是，如果跨國藥企加強競爭態勢，包括及時推出高療效的獨特產品以至將生產中心轉移到大陸以降低成本，那麼這六個所就有可能面臨生存威脅。疫苗是一種戰略物資。國家是否應著眼於綜合安全的通盤考慮，從科研力量的協調，價格、稅收和信貸政策等方面予以扶助？這是一個不可掉以輕心的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