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6-03] 不同政府處理危機的差別
劉銳紹
過去港澳是外資進入中國的橋樑，現在應該反過來，也就是朱鎔基所講的「香港應該換一換角色」。既然有現成的橋樑，香港為甚麼不幫助內地企業跳到世界去呢？非典型肺炎，可以說給香港創造了一個連消帶打的機會。
澳門主動引爆「炸彈」保持政府威信
澳門此次完全是以政治的方法去處理SARS。為甚麼這麼說？其實香港政府很早就從媒體上知道廣東地區有那麼嚴重的非典型肺炎問題，本來應該很主動地向廣東省政府了解這個事情，但是因為過去雙方合作得不太好，用廣東話說有很多「牙齒痕」，害怕進一步破壞經濟關係，所以就沒有去。
本來香港政府也應該通過中央政府來了解狀況，如果特區政府懂得與內地不同的部門、不同的地區打關係，這種操作應該可以做到，可以向中央了解相關情況。香港因為沒有真正掌握廣東的疫情，所以在警惕方面就抓得不太好。
反觀何厚鏵，在非典型肺炎問題沒有爆發之前回應媒體的查詢時表示：「我寧可犧牲澳門的經濟利益，都要保護澳門任何一個人的生命安全。」這句話其實就是政治化的表示，但是他也不太可能真的不讓香港人、大陸人到澳門去；但這是說給國際聽，澳門將先考慮防疫、安全，才考慮經濟。經濟、社會和衛生是掛在一起的，但是澳門做了一個政治包裝。
同時，澳門在還沒有一個個案的時候，就開始積極通報可能的疫情。當有一個懷疑個案的時候，他們主動通報，主動引爆這個計時炸彈。如果自己不引爆這個炸彈，等到媒體捅出來之後，政府講甚麼話都沒有威信了。
同時，澳門還主動找世界衛生組織，即使在澳門沒有疫情的情況下，也請他們教澳門如何防疫。這是國際公關，非常出色。
香港內地應在疫後聯手進行國際游說
兩岸四地應該既有本身的應對計劃，也應有跨地、跨國際的準備。
如果是跨地、跨國際的，首先是無論難度有多大，當疫情過去之後，香港與內地首先要做的就是，聯手進行國際游說工作。這個方面不應該香港自己去或者內地自己去，因為兩地是分不開的，都是重點的疫區。同時，此次非典型肺炎在國際上已經被當作華人的標籤。如果再擴大，可以是一個亞洲的標籤。
因此在國際的游說方面，香港與內地雙方應該共同合作。為甚麼應該聯手？第一，香港在國際上的形象還是不錯的，同時進行國際游說的技巧、門路、對外國人心理狀態的了解，會影響游說的策略和效果，香港在這個方面有一定優勢。而且，這樣也可以修補一下過去的關係（與內地合作方面）。
老實說，過去香港浪費的機會是很多的，所以廣東地區才在很多方面另起爐灶。如何乘此機會再將兩地扭在一起，不僅共同進行國際游說，還應共同進行國際招商。
其實這些應該在沒有發生非典型肺炎問題之前做的。合作進行國際招商很有必要：第一，香港本身現在國際上也沒有甚麼能夠招商的，因為香港沒有自己的工業，成本又這麼高，只是有一個幅員廣大的中國大陸腹地。去年大概有九百多個新的境外投資者來香港，如果再問一下這九百多個裏面有多少個是內資，就很明白了。因為內地到香港投資也算境外投資，撇除內資，就可以發現香港能否有足夠的吸引力真正吸收外資。但是如果有內地參與，比如珠三角的參與，香港與之一起到海外吸引資金尤其是中小型的投資者，就可能很有效果。
據了解，現在海外的中小型投資者已經形成團體的力量。過去他們不敢直接到中國投資，因為他們不是大財團。特別是當中國的市場經濟發育程度尚低的時候，他們顧慮較多，因此過去不是很積極。但是現在他們願意來了。香港應該抓住這個機會。
香港的出路在於中國化和國際化
前一階段香港表示要精簡乃至取消海外辦事處，我認為千萬不要如此。如果將海外辦事處的服務對象，同時包括內地的中小型企業，尤其是珠三角的中小型企業，香港這些海外辦事處的功能絕對可以擴大，而不必收縮。
香港未來的出路，除了中國化以外，更需要國際化。為甚麼這麼說？因為內地現在有兩百零三萬的民營企業，也有八百萬包括國營企業在內的中小型企業。他們在一九九九年拿到更大的外貿權以後，二○○○年開始擁有對外的投資權，他們現在已經慢慢準備跳入國際市場。但是作為中小型企業，他們要直接向國際投資，在心理準備、人才儲備方面往往還是不太足夠的，所以他們很希望以港澳地區作為橋樑。
香港應主動與內地交往
香港與內地過去的通報機制，可以說香港方面不主動，香港的官員害怕與內地官員接觸，一接觸就怕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放在了哪裏。沒有具體事務的部門，到現在都沒有一個主動打關係的熱情。
其實，主動打關係，在中國人的政治中可以說是感情投資，也可以說是事先的交往，增加了解，這是很重要的。
據我們所知，前些年廣東和深圳連續提出十個與香港合作的項目，結果都是被香港這邊打回頭了。廣東另起爐灶，我完全理解。我們當然希望捐棄前嫌，大家同心協力搞好關係，建立通報機制，同時主動合作。
香港政府官員需要認真學習掌握「國情」
內地的專家現在與香港是進行非固定的、臨時性的交流，那麼是否可以擴大成為一個地區性的防治傳染病的研究中心？
這不應是由某一個地方自己搞的，因為現在的傳染病一般不會限定在一個城市。到今天為止，我們看到的基本上是學術界的交流，政府間的交往還是比較少。前一段時間，香港在疫情發生之後一個月，才派了一個有官方身份的處級幹部到廣州，廣州也只是相應地由一個處長出面。因此，兩地的行政互助要看看有無可能加快速度。
要看看能不能有更廣泛的途徑，讓香港的官員更快地掌握國情。「國情」這兩個字寫起來很容易，但是要真正了解，對於現在的香港官員來說，很可能是一大難題。如果香港的官員了解國情，我認為就可以找到信息溝通的渠道，就不會造成香港對於內地的疫情不了解、對香港媒體的報道又不知道是真是假的狀況。 （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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