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6-05] 問責團隊邊做邊學趨成熟

　談到沙士事件中民意的不同表達，劉兆佳認為用「事後孔明」的角度去看，政府的處理手法當然有惹人詬病之處，但持平而論，特區政府每行一步，皆經深思熟慮，既符合民情、照顧人權和自由，也逐步完善整個防疫部署，因此取得讓國際讚賞的成果。

民意認為越做越好

　劉兆佳分析，所有先進的國家及地區，早對傳染病放下「戒心」；是次沙士病毒驟然而來，「香港太平日久，整個政府架構、醫療系統和社會狀態，都沒有應對重大疫情的準備，全面缺乏危機感。」他指這情形類似九一一事件發生前的美國：即使中情局收到恐怖分子可能發動襲擊的訊息，也不以為意，到慘劇發生，美國政府也還處於慌亂之中，沒有足夠的危機意識，因此有之後的炭疽菌威脅。

　他強調，把香港與新加坡比較，並不合適；香港社會特點是講求人權、民權、自由，不能像新加坡那樣全由政府強硬領導。他以隔離令為例，如果特區政府一開始便行隔離令，市民對疫情並未充分掌握，可能因為工作、生活等理由藏匿起來，疫情可能擴大；又或者有人強烈反對，則可能造成官民衝突，帶來不必要的騷亂。他稱市民近年對政府信心不足，如果沒有足夠證據說服市民，政府忽然施行強硬措施，效果可能適得其反。

王家英：官員更團結

　國際管理發展中心執行董事陳清華直指，「沙士是一個大家都沒有遇過的病毒；最初政府的確低估了其嚴重性，反應也明顯較慢，令病毒迅速擴散至社區。」她強調，病毒太新，政府準備不足，相比鄰近的地區，措施推出也相對較遲。不過，後來政府採取了不少措施，也做得較好，只是社區擴散已成事實，整個事件大家都是「邊做邊學」，實在不可以完全責怪政府。

　中大亞太研究所研究員王家英認為，當局在「沙士」處理上，反應的確不夠迅速；但發展到後期還是有所進步的，更體現了問責制官員的團隊精神。如立法會早前辯論「要求行政長官董建華辭職」議案時，特區政府所有主要問責官員全體出動，令外界感覺到特區政府領導班子的團結。

　不過，香港嶺南大學政治學及社會學系副教授李彭廣創認為，沙士事件反映出部分高官仍有「角色投入」的問題：只著重從專業的角度考慮問題，卻忽略了市民的心理狀況；他們的決定雖然可能合乎科學原則，但卻與市民的期望存在很大的落差。他建議，官員應汲取沙士事件的影響，更多地借助學者、專業團體等民間智慧，組成自己的think tank(智囊團)進行政策研究，以制訂出更貼近民眾、「有生命力」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