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6-07] 非典疫情鏡子映照真貌
《亞洲周刊》刊載文章說，非典疫病在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和台灣先後蔓延，同步彰顯各地認知、偏見、意識形態，以及制度、文化的差異。
中國大陸高度動員
中國大陸由於兼具高度動員的集體性格，當事情緊急，一聲令下，加上嚴刑峻法，舉國一致，仍能產生極大爆發力。它能在八天裏蓋出一所醫院，可把文革時代政治控制的街坊組織轉化成疫情監控組織，可以大刀闊斧從上到下將七百多名失職官員拉下馬，尤其是它的醫療研究及生科系統能在藥物方面作出成績，洵屬非易。
「胡溫體制」因此累積了未來的權力。有懍於這次非典造成的傷害，重塑對國際社會負責的新形象與新目標，如何建造可自動運轉的疫情辨識、通報、治療、研發體系，殆已成為「胡溫體制」的要務。
香港官僚體系拖沓
在香港這個重災區，則是另一格局了。在整個防疫抗疫過程中，官僚體系的拖沓及應變遲緩，已毋庸置疑；但香港醫療人員的職業倫理及敬業精神等，無疑是高度現代化社會才有的品質，港人足以引為最大自豪。香港疫情極重，可疵議處極多，但醫護倫理及生物科技的潛力卻得到證明。香港的「現代性」未被挑戰瓦解，這也顯示，近年來香港儘管有種種不堪，但社會基於現代性而形成的整體感仍極穩定，香港仍有在疫後重新站起的本錢。
新加坡官僚體系幹練
新加坡在這次抗非典中，其官僚體系幹練，應變迅速，隔離徹底，高科技時代以網路建檔通聯，監督隔離措施。而政府領導人如吳作棟、李顯龍等能適時身先士卒，透過媒體駁斥疫病產生的謠言。所有這些都顯示它的法治精神及現代化管理水準。疫病的蔓延，須依靠高度現代化的「治理」（Governance）始足以奏功。在這部分，新加坡無疑已成了範例。
台灣泛政治化
台灣因獨特政治造成多重扭曲。在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爆發疫情時，台灣由於病毒傳佈的「時間差」，認為自己進步，陳水扁宣稱台灣「三零」——零社區感染、零死亡、零輸出，那種自滿已具現。在「三零」前提下，疫情統計也顯然故意被複雜化而偏低。及至後來台北市爆發疫情，因政黨屬性不同，民進黨以看好戲態度對待此事，這意味著台灣的泛政治化與泛敵對性，使得台灣的非典問題從一開始即被扭曲。
於是，過了「時間差」後，台灣疫情遂急轉直下，整個政府那種落後、無能、醫療人員抱怨辭職，甚至連口罩供應都搞不好的亂局遂告出現。台灣社會由「前現代」跳到「後現代」，卻沒有起碼的現代之困境遂告呈現無遺。台灣炒作加入世衛問題，領導人只會到處去追悼會上香，台灣醫生感染後仍去日本旅遊，都是這種亂局的插曲。泛政治化已使得台灣付出和將付出不可思議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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