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6-14] 論壇．提升香港營銷中心功能

　沙士事件是個警號：對外交流受阻可能為香港的高度外向和開放型經濟帶來嚴重打擊，因此必須吸取教訓，對香港的國際營銷模式進行戰略性調整，減低系統風險以利對外經貿的長期穩定發展。

非典型肺炎對香港經濟造成的影響除了人們所關注的增長及就業下降等宏觀問題外，更重要的是對自由港及作為內地開放中介的衝擊。若衝擊持續足可動搖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必須認真尋求對策。

人流受阻影響經貿

　問題源自香港與外地（包括海外及內地）的來往人流受阻。這影響到跨境金融經貿活動，因而延誤資金流及物流。自由開放等優勢失效自會削弱香港的國際服務中心功能。特別是許多高增值服務貿易每依托人流進行，故受疫情打擊尤為顯著。更嚴重的是一些海外會展主辦者趁機抑制港商參展，引致訂單流失。個別金融機構又因疫症衝擊降低香港的信用前景評級。這些情況如任由擴展將直接打擊香港的國際金融及營銷中心地位，可謂雪上加霜。

調整營銷模式

　幸而隨疫情消退香港經濟將會復甦，上述問題亦將緩解，令服務中心功能逐步恢復。但沙士事件是個警號：對外交流受阻可為香港的高度外向和開放型經濟帶來嚴重打擊。因此事後必須吸取教訓，為長遠計要周詳部署緊急應變措施，以防將來由天災人禍引發類似情況時再度手忙腳亂。而且要進一步化被動為主動，對香港的國際營銷模式實行戰略性調整，減低系統風險以利對外經貿的長期穩定發展。在這方面因應疫情而採取的應急措施已帶來不少啟示，若將它們系統化、規範化而變為常規運行機制，將有助香港提升其國際營銷功能，令疫情衝擊壞事變好事。

　關鍵在於以多種形式強化國際營銷網，從根本上防止突發事件打斷香港的對外聯繫。具體來說有幾個發展方向尤其值得進一步探索：

　（一）強化營銷虛擬網絡建設。疫症期間廠商被迫更多使用通訊及網絡設施進行聯繫和交易。今後宜趁機推動電貿建設，加快中小企業及有關官民機構的信息化電子化，和培育專門化的行業或地區性網站、網上交易公司，並由此強化電貿平台建設和與國際網站接軌。

　（二）到海外設點布網。香港可考慮在海外經貿戰略地點布置一批個別行業的專門性或跨行業的綜合性商城，提供會展、商舖及辦事處等場所，方便香港企業在海外進行經常性或間歇性營銷活動，並由此吸引有關國際企業、單位進駐，形成匯聚效應。這個有形網絡可配合上述虛擬網絡形成雙網合璧，互相支持補充。內地及台灣在這方面已有先例，如內地在莫斯科設有中國商城，台灣在南非亦有中國城，最近電子廠商亦聚集捷克設立歐洲出貨點。

　（三）實行供應鏈管理專業化分工，發展高增值物流業務。人流受阻令香港及外地的各種代理業務應運而生：香港公司可代外地公司進行推銷、採購、驗貨以至其他商貿活動，外地也可代香港進行同類活動。今後可能因此孕育新的跨國營銷模式；在業務環節中加大外判度，從而專注生產管理及全球市場拓展策略等關鍵部門。這樣還將有利香港結合第三、四方物流業務發展開拓新的中介服務。

　（四）建立香港品牌的國際營銷服務。以上三項可作為建立香港中介服務品牌的基礎，進一步提升國際營銷中心地位。例如港商在參加外人主辦的展覽外亦可自辦展銷會，並吸引外地企業參與。其他如諮詢、貿易貨運代理和勞工、專才市場等同樣可培育香港的名牌公司，何況在涉及內地業務上香港仍具明顯優勢。

朝專業化網絡化發展

　實現上述各項可把國際營銷變得更為專業化和網絡化，並在凝聚港商中取得規模和協同效應，改變過去各企業分散、隨機的傳統運作模式，在保持靈活中更添集群實力。這不但可提高效率，還有助減少當人流受阻時的影響而降低風險，是營銷活動的升級轉型。同時，香港更具備實現上述各項的良好條件。在不少行業（如鐘錶、玩具、珠寶、電子消費品及服裝等）港商控制了其全球外貿的很大份額，加上豐富的商業經驗和專業人才，更有內地的加工基地和巨大市場依托，優勢甚多。

三層次合作

　當然，為爭取更佳效果還要強調三個層次的合作以增加規模經濟和分攤成本、風險：（1）同業及跨業合作。這可通過企業聯盟或行業協會等中介進行，例如在疫情下一些港商已協議互相提供後備產能以減少可能的停產損失。在國際營銷上更應合作，也有更多合作空間。（2）官商合作。尤其在建網方面更有必要在廠商主導外加上港府協調，並由政府代表業界對外交涉。（3）粵港合作。兩地廠商在疫情中或同受影響，或因上下游聯繫互動，產生了加強營銷合作的需要。例如雙方可共建國際網絡，協調招商活動，並由此利用香港帶領內地企業「走出去」。從長遠看粵港合作還應擴大至涵蓋內地其他地區甚至兩岸四地，形成中華經濟圈的國際營銷網，對發展戰略的深遠意義不言而喻。

　總之，若把握得當疫情衝擊或可推動香港的國際營銷功能作新一輪拓展，再上台階。各方宜多加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