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7-10] 論壇．我們需要怎樣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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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八駿：我們需要怎樣的香港？香港如何定位？值得我們深思。

周八駿

當「經濟香港」越來越無可阻擋地跟國家主體經濟趨向於一體化，而「政治香港」和「文化香港」卻跟國家主體分離或割裂——這種不可思議的現象，豈不是肢解香港？難道港人需要這樣的香港？

政治矛盾與經濟矛盾的糾纏

　二○○三年七月一日下午，約五十萬來自香港社會各階級、階層、界別、團體的市民，冒著酷暑，在香港島的維多利亞公園至中環特別行政區政府總部的地面舉行抗議遊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面對急劇變化的政治形勢，在七月五日至七日短短三天內一再改變關於國家安全條例草案二讀的安排。剛於六月二十三日克服SARS這一公共衛生危機的香港，迅速遭遇一場公共政治風波的嚴重打擊。

　約五十萬市民上街遊行，包含複雜的情形，動機和目的既有共同點又有不同點。遊行抗議的方式是政治性質的，但是相當多數參與者的訴求是經濟性質的。仿佛光譜，一極是純政治訴求，另一極是純經濟訴求，其間則是不同的配搭。總的說來，社會政治層面的矛盾與經濟層面的矛盾都很激烈而又緊緊地糾纏一起，一經某些主觀因素發揮點火器的作用，便一下子迸發一股不可低估的抗議浪潮。妥善因應七一遊行後的香港局勢，既必須仔細分析和分別對待參與遊行者的複雜情況，又必須清醒地認識少數組織者的政治目的。

為何臨回歸才推行代議政制？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工作嚴重受挫。這是自一九八四年中英兩國簽訂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以來，香港政治過渡的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政治事件，對於香港現實政治生態和長遠政治發展的影響和意義，跟英方於九七前單方面推行彭定康政制改革方案有一脈相承之處，卻要超過後者。

　還在十一年前，一九九二年，我在《香港：伴隨政治過渡的經濟過渡》一書中指出，民主與回歸是香港政治過渡的兩大內容。倘若沒有九七回歸，香港的民主潮流是只會同英國的殖民統治相衝突、相對抗的。因而，港英當局遲至香港回歸問題提上議程時才開始推行代議政制，並將其引入拒中抗共的軌道。事實清楚地告訴世人，英國人在撤退前夕強行加快代議政制步伐，為拒中抗共勢力開掘盡可能大的地盤，加深九七後「民主之路與回歸之路」的分歧。

伺機將香港變成獨立政治實體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順利實現了主權回歸和政權交接。但是，某些政治力量不僅沒有放棄甚至處心積慮地伺機將香港特別行政區變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他們的基本策略便是不顧香港的具體情況，企圖通過普選來達到奪取政權、進而與中央政府和國家主體分庭抗禮的目的。

　有人會詰問：《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二款和第六十八條第二款不是分別明確規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最終都由普選產生嗎？是的，這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民主政制發展目標，但是，必須建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尤其中國公民普遍地牢固確立國家概念和公民意識（亦即確立「中國的香港人」即「香港的中國人」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的新身份認同）的基礎上。否則，香港民主政制發展便會偏離方向，會給香港特別行政區帶來難以估量的損害。

香港如何「定位」？

　無論香港一部分市民是出於何種原因而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存有疑慮或抵觸，都必須經常思考一個對於我們自己的前途和命運至關重要的問題——我們需要怎樣的香港？換言之，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一個地理位置確定的整體，其政治、經濟和文化應當如何「定位」？

　香港從來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但是，一直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這是香港的特殊地位和最基本特點。至於香港的文化定位，則眾所周知是中西文化薈萃之地。

　歷史的吊詭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本來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有些人卻執意欲將之當作或變作獨立政治實體；香港特別行政區本來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世紀之交全球經濟和中國經濟發展的大趨勢卻不容置疑地推動香港經濟朝著與內地尤其廣東省珠江三角洲經濟一體化的方向發展。

某些輿論呈現「精神分裂」現象

　於是，在香港，某些輿論呈現「精神分裂」現象。在政治上，不顧「民主的原則」與「民主原則的實現」之間的重要區別，不僅主張盡快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而且主張推行政黨輪替執政的制度。在文化上，抽象肯定香港文化中西合璧的特色，實則竭力鼓吹香港文化全盤西化。倘若香港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定位按照這些人設計的方向，則不用多久便會示世人以一種不可思議的現象：「經濟香港」越來越無可阻擋地跟國家主體經濟趨向於一體化，「政治香港」和「文化香港」卻跟國家主體分離或割裂。這豈不是肢解香港？難道香港人民需要這樣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