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3-15] 梁天偉讀書悟「不設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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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鄭依依

　「人生是一本大書。」話雖俗套，卻難反駁，尤其在訪問過中文大學新聞系兼職講師、前《凸周刊》社長梁天偉後。這位博覽群書、歷盡世情的資深傳媒人，聽他結合人生暢談好書，旁徵社會萬象、人海舊事，比翻閱一本傳記或風物誌更令人感到生動親切，受益良多。

歷練越多　成就越大

　梁天偉亦言：「讀書是汲取別人經驗的最好方法。」從作者的體驗，發現與自己生命足可對照之處，更覺趣味無窮。

　特別是讀哲學書籍，沒有相近經歷，難以領略箇中真諦；若書中所述，和漫長人生路的其中一段似曾相識，則更能引起莫大同感，正如他最近所讀的《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學》。

　「人生歷練越多，成就越大，作家亦如是。經歷痛苦，才有成功。」年少成名的王蒙，曾被錯劃為右派，「流放」新疆十六年，回京後數任文聯主席、擔大學教職，大半生高峰低谷的攀跌起伏，化成文采飛揚的人生哲思，梁天偉深感吸引，誠意推介。

　他最欣賞王蒙在《人生哲學》中分寫生命的階段，脈絡分明，而且每一段落都說中當時最應重視的課題。「每階段都有其特性，得盡情發揮。」

「忘記關係學」中聽

　王蒙樂於自認學生，書中開首一章就是〈生存與學習〉，又說「一切體驗經驗都是學習」。對著初出茅廬的記者，梁天偉也不忘提醒：「年輕人不妨多學多做。人生不外是經驗的累積，不要計較，隨年歲增長，終會得到回報。」

　他年輕時的社會，人人為生活拚搏，不計報酬。「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從過程中得到樂趣。」可惜如今年青人太重後果，計較得失，因而更易失望。「這很悲情。」梁天偉也為年青人感到悵然。

　不執著於利害，方能以平常心對待逆境。王蒙曾遭打擊，被批鬥，但王蒙說：「見怪不怪，其怪自敗。大可以正常動作，平穩反應，美好心態，不受干擾，讓各種事務按部就班地前進，按照既定的軌道前行。」

　「如此自我保護是對的，否則仇恨永不完結。」梁天偉評說，王蒙把挫折不當一回事的「忘記關係學」，說中了他的心聲。

拋開恩怨和名利

　1980年代，梁天偉棄筆從商，卻誤簽賣身契，以受薪董事之位擔任公司擔保人。後來生意破產，欠下千萬債務。債主臨門收數，如何償還？「眉中的皺痕，就是當時愁出來的。」他指著額頭說。

　煩惱過去，梁天偉現仍跟公司老闆繼續友誼。「我太太始終不明白，為什麼我不當一回事。她可是連名字也不願意提。事過境遷，若不做朋友反製造了敵人，又何必呢？」

　甚至八年前遇襲斷臂事件，他也不欲追究了。「若查出是誰做，又有何益？一旦發現是相識所為，反使心中存刺。記掛仇恨，只是自尋煩惱罷了。」

　正如王蒙主張的「不設防」。「與人處處相防，說話不能稱心，做事又不如意，怎能開懷？你讓我天南地北的說，說完我就高興了，就不會生癌了！」梁天偉哈哈打趣。

　做人能開懷，拋開仇怨之外，還得放開名利。王蒙寫「老年」的一章，亦正中梁天偉心意。例如王蒙寫應該服老，不需「硬較勁」；寫老年「可以少做一點」；寫老來離開工作崗位，轉而「向青年人解惑傳道，培養業務方面的接班人」等等，都與梁天偉所見略同。

快樂的君子

　「時間一到，條件許可便應退下，享受人生，進入另一境界。」半退休的他，每星期到中大兼教一兩節課，向學生表示關懷，追問讀書進程；閒時旅遊看戲，寫點文章，還更開心。

　「追尋名利，社會可能會讓你得到；但卻使你精力耗盡。人生是否如此奉獻社會，死而後已，才叫值得？」梁天偉感慨地說。

　「最近美國的一項調查就發現，五十歲退休的人，可享至八十歲壽命；六十歲退休，延年七十；工作至六十五歲，可能退休後第二年便不在了。何不早點退下，最多做做義工，身上不背負有光環的事務，而讓別人戴上光環？」前浪淹退，後浪湧來，放開把持，等於予人機會。梁天偉說，社會的更迭，本是如此。

　人生是一本大書。讀過王蒙著作的《人生哲學》，再看王蒙人生，發現已經七十歲的王蒙，卻是退不下來。「他還在任多所大學的顧問和教授、海洋大學的文學院院長呢。這是唯一敗筆。」

　「實在是說易行難。可能也有人認為，我在說風涼話吧！」梁天偉笑得爽朗。

　金庸推介《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學》時，曾說王蒙是快樂的君子。或許，與王蒙常有同感的梁天偉，也是快樂的君子吧。

研食經 評煮雞

　梁天偉的家，到處是書。「地理範圍」覆蓋飯桌、茶几、書房架上、睡房地上。「書目範圍」包括《尤利西斯》、《我們仨》、《後殖民誌》、《生活可以如此美好》、《遺囑》……拿起每一本，都可引出一段即興的書評。

　例如王宣一所著的《國宴與家宴》，就揭開了梁天偉生活的另一面。

　「我愛吃，還間中下廚呢。不過現在有點難度，因為拿不起鑊。」他輕鬆說來，表面無恙的手傷，原來還有微微隱患。但這無礙對「美食」的喜好和追求，甚至可以更為深入，就從閱讀「食的文化」入手。

　「台灣有幾位寫食的作家，例如『唐老鴨』(唐魯孫)，寫得不錯。這本《國宴與家宴》，開始讀時還覺得好，後來又覺得不外如是。」

　不足之處，在於有食而無文化。「寫食，應寫出其背景。飲食文化中，有很多值得知道的故事。」

　譬如製豬肉丸，「為何如今的肉丸不及以往好吃？原來從前媽媽用刀切成小顆粒，再略剁至起膠，吃來才會爽嫩；如今用機攪成茸。」梁天偉說這些知識，都應知道。

　對於香港寫食經的作者，他亦說：「我搖頭。寫出文化背景，即要點出配搭的原因。」

　再介紹一道菜式：「例如銅盤蒸雞，為何定要銅盤？因為銅傳熱快而均勻，十四分鐘內就能把熱力和味道焗進雞肉中，蒸來才能每塊雞肉都有濃郁味道。普通人家用瓦煲，傳熱不均，就不能煮出夠味的雞肉。」

　文化深度不夠的食經，就如味道不夠濃郁的雞肉，會令梁天偉感到「不夠喉」。

「今天新聞 明天歷史」

　在報紙、雜誌、電台、電視都曾留下足跡的梁天偉，把人生喻作波子機，個人就如當中的波子。傳媒事業原來也只是他從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史地系「彈」開後進入的領域。

　「唸史地系時，黃福鑾任系主任，黃道章執教。他倆都是傳統歷史學者，研究皇帝所寫的正史。」但年少的梁天偉卻覺得正史未必全面，百姓也有一套對歷史的看法，讀著甚為「無癮」。

　「如果當時有黃仁宇寫《萬曆十五年》那樣的研究方式，橫向地研讀史籍、描寫人民文化生活，從中看萬曆年間由盛入衰的轉變，我可能還會繼續唸下去。」他本想轉往號稱「社會的醫生」的社會學系，卻因成績好，歷史系不許「放人」。

　1965年，新亞書院開辦新聞系，梁天偉試著轉考主修學科。面試時，教授問他轉系原因，他說：「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波子碰碰撞撞，人生軌跡從此改寫。

　三十多年浸在傳媒生涯，如今的報紙雜誌在梁天偉看來，卻是「無張得」(沒有哪一份做得好)。「如今是《東方》、《蘋果》獨霸了，報道煽情，側重資訊，特別是本地的燒炭、扑頭消息，其他報紙也都『蘋果化』，其實不必如此。所謂多元化，即是還有其他經營的方法。」

　他回憶以前的香港報紙，甚至比現在還要好。「六、七十年代香港報紙的優勢在於有很多世界性的資訊，偶然還有獨到的分析專欄。」

　他舉例，海地如今究竟發生何事？為何阿里斯蒂德要「走佬」，還說是被美國挾持？「找遍香港報紙，卻沒有哪份詳細地解釋其背景。現在的報紙是只有香港，沒有世界、沒有周邊，對國內新聞哄動地報道，其實也只是一知半解。」

　在大學教授偵察式報道(Investigative Reporting)的梁天偉，亦曾在《壹週刊》創辦之初引入這種採訪及報道方式，並使《壹週刊》因此挖掘了好些獨有而深入的新聞。可惜偵察式報道成本太高，最終難以實行，他帶進《壹週刊》的同事相繼離開，自己走時已是最後一個。當時他就希望香港出現一份重視對政策及社會事務深入報道的好報紙。

　「但這厭惡性的行業，需要肯吃苦、能捱得住沒有假期的人才。」他預言，內地解除報禁後，傳媒生態將會大變。「約2010年左右，到時定有人會冒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