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4-29] 文匯論壇．大律師須適應回歸的憲制變化

王紹爾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副會長

　基本法45條關注組主要由資深大律師組成，他們如此高調地介入政治，並不惜違反法治精神，呼籲市民上街抗爭人大合憲合法合情合理的決定，這令人憂慮本港法律界和司法界的專業性和獨立性，其受到的深遠侵蝕和損害。

　基本法45條關注組九位身在香港的成員吳靄儀、湯家驊、李志喜、張健利、余若薇、梁家傑、陳文敏、張達明及帝理邁（Mark Daly），於27日召開記者會，對人大常委會決定否決「雙普選」表示「極度遺憾和失望」，並呼籲市民7•1上街遊行。湯家驊大聲疾呼：「香港人口依家冇其他方法，唯一係上街同投票。」余若薇特別強調，港人不應投票給「聽到北京點講，就改政綱�麍F黨」。與45條關注組互相呼應，前線二十多位成員27日身穿黑衣召開記者會，以示香港已陷入「黑暗時期」，呼籲一百萬港人7•1上街遊行。民間人權陣線已把7•1遊行主題訂為「全民普選大遊行」。

大律師不應忘記法治真諦

　在二○○二年五月十一日舉行的資深大律師委任典禮上，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演詞指出：「資深大律師的身份是質素的保證……你們要繼承大律師專業的優良傳統，致力維持社會所珍惜和重視的法治精神。」

　但是，作為資深大律師的湯家驊、梁家傑、余若薇等人，卻要鼓動市民上街採取抗爭行動，並且要親自參加這些街頭政治，不惜與「四五行動」等「遊行示威專業戶」混跡一起，同「長毛」、「阿牛」等示威搞手共呼口號，同支持台獨的劉慧卿互相打氣，共同衝擊社會穩定，影響投資環境和信心。

大律師專業不能公器私用

　凡此種種，我認為會令資深大律師的專業尊嚴斯文掃地。資深大律師原應是法治的守護者，難道他們忘記了法治的真諦，自己站到了法治的對立面去了？難道他們對社會所珍惜和重視的法治精神視為敝帚？

　余若薇還呼籲市民應該投票和不應投票給哪一個政黨。如此高調介入選舉政治，我認為完全違反了大律師專業客觀、中立的優良傳統。資深大律師的地位在法律界，及法官席前，以至在社群中都得到認同，故理應竭盡所能，履行責任，並應以身作則，奠立專業操守和才能的最高標準。但湯家驊、梁家傑、余若薇等資深大律師，卻利用他們在社群中的地位和影響力，指導市民應該投票和不應投票給哪一個政黨，這是否把資深大律師的專業公器私用，偏幫某一黨一派呢？

大律師和法官之間關係密切

　如果香港資深大律師站到法治的對立面，並高調介入政治，對香港特區的司法獨立，也有深遠的負面影響。香港的資深大律師與法官的關係，與英國類似。按照慣例，英國的高級法官只能從執業10年以上而且事業成功的出庭大律師中挑選。英國法官平均年齡是60歲，歷史上45歲以下的法官屈指可數。前任英國上訴法院院長、大法官丹甯勳爵一直到83歲高齡才退休。即使和美國同行相比，英國法官也對自己的高自律度感到驕傲，而且有更強的精英意識。

大律師應適應改變突破自我

　香港的資深大律師，往往被挑選為法官，而香港法官也往往在退出司法機構後，再做資深大律師。香港資深大律師和法官之間的密切關係，客觀上要求他們高度自律和中立，不應輕易介入政治，更不應放棄精英意識搞街頭政治。如果香港資深大律師站到法治的對立面，並高調介入政治，一旦他們將來成為法官，將如何嚴守法治精神？如何秉持法官的公正立場？這令人質疑。

　在二○○二年五月十一日舉行的資深大律師委任典禮上，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演詞還指出：「大律師專業要達到社會大眾的期望，繼續為公眾人士尊崇和信賴，便必須在堅決維護其根本價值觀和信念之餘，適應改變，突破自我，不斷創新。」香港回歸中國最大的政治性標誌，就是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和憲制之下。資深大律師更有責任去適應改變，突破自我，不斷創新，而不是抱殘守缺，拒絕變革，依然故我。資深大律師在九七前熟悉和精通的，是普通法法律和案例，但回歸帶給香港的最大的轉變是憲制地位上的轉變，香港特區的設立寫入了中國憲法，香港從此有了憲制地位，也有了憲制義務和責任。作為資深大律師，更不能忽視這一點。

面對和接受新憲制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日前來港，曾經專門與法律界人士舉行了座談會。會後喬曉陽說：回歸已經將近七年，但香港與內地之間在法律上的磨合過程可能還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這是一門「大學問」。香港與內地之間在法律上的磨合過程，更需要本港法律界人士適應改變，突破自我，不斷創新。但回歸至今已六年多，一些法律界人士包括一些資深大律師，至今還未能夠面對、接受並適應回歸後的新憲制，未能確立起「一國兩制」的正確觀念。他們忽視「普通法」之上還有一部基本法和中國憲法。因此，45條關注組的資深大律師反對人大決定，亦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和因素。

有識之士應澄清誤導

　主要由大律師組成的45條關注組對人大決定的反對，以及不惜違反法治精神呼籲市民上街抗爭，這些帶有政治動機的鼓動和呼籲，披上資深大律師的專業和權威外衣後，在社會上的誤導性就很大。有識之士應該澄清這些誤導，同時社會亦希望資深大律師積極去適應香港回歸後的憲制改變，突破自我，不斷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