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6-30] 民主與繁榮不能劃等號
孔祥勉 滬港經濟發展協會會長
民主是相當複雜的東西，它與穩定繁榮不能劃上等號。香港發展民主政治不能重蹈阿根廷、菲律賓、印度的覆轍。為此我呼籲香港的所有政黨團體從現實出發，處理好與特區政府的關係，與中央政府的關係，用溝通代替對抗，用協商代替爭拗，用中庸代替偏激，盡早達成有利穩定發展、有利「一國兩制」的政改方案。
不過，無論誰當選，阿根廷人民仍在重複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選出的總統真的可以拯救陷於空前經濟危機的阿根廷？因為國人普遍認為，黨爭及政客為爭選票大搞福利主義，已令國家疲不能興。
政客鼓吹福利主義
阿根廷的總統多為現任省長參加全國競選選出，故省長政績是進身總統的重要階梯。省長雖由本省選民選出，但由於財政資源是中央政府撥給，參選政客為贏得選舉，都樂得大灑政府金錢，對選民作出眾多美好承諾，諸如提供社會福利，提高公務員工資，增加工作機會，不加稅等等。但錢從何而來？自然來自稅收、債券等；增加工作機會就意味著政府增加僱員，加重負擔，這樣，政府赤字當然直線上升，僅首都布伊諾斯艾利斯，從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九年，政府工作人員就從二十八萬增加到四十萬。而且，公務員工資遠超過市場價格，加劇了勞工市場的扭曲和僵化。阿根廷人民一方面不斷地要求政府提供社會福利，提供公共就業機會，另一方面卻普遍逃避公民義務。有資料指阿根廷人逃稅率估計接近百分之四十，而只要將逃稅率降低一半，阿根廷政府就可能扭虧為盈，避免破產。
「腐敗民主」令經濟缺乏活力
有評論指，阿國人既然能逃稅，當然就缺乏民主國家中的「納稅人」意識，不會關心政府怎樣濫用稅收；而且政治家拍胸脯打保票提高社會福利，那些眾多的「不納稅人」自然樂得去選這種政客去花別人的錢，遂導致政府開支達到一個近乎荒唐的比例，為GDP的三分之一。同時，企業不僅創業成本高昂，而且面臨政府煩瑣的審批程序、費用，甚至賄賂；工會則過分強大同時不少又出現腐敗，在保護勞工的旗號下，敦促、買通國會建立法規，強迫企業提供高福利，及企業減員必須支付極高的辭退金等。正是由於阿根廷勞工福利和保障超越了經濟發展，造成企業國際競爭力大降，經營成本高昂，創業願望低下。而整個經濟體系缺乏彈性與活力，在國際金融風暴衝擊下，便不可避免產生社會經濟大災難。
菲律賓、印度的民主與貧困
從世界政治發展史看，民主是相當複雜的東西，對民主的內涵也有不同理解，本身是目的或是手段一直眾說紛紜，爭論不休。就政治意識形態而言，人們有時把它作為目的；從對社會經濟發展作用而言，有時又把它作為一種手段。但無論如何，有一點是可以用事實來證明的，這就是，民主與穩定繁榮不能劃上等號。
菲律賓是人稱當今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之一，但人們會看到，她竟不能維持本國婦女的生計，每年有過百萬女傭出國打工，本港現在也僱用了約二十萬菲律賓女傭。號稱世界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印度又如何呢？其普選也實行多年了，按理在社會經濟發展上應超越國土人口相若的中國吧，但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她貧富懸殊嚴重，整體國力根本不能與中國相比。
務實才有繁榮
反觀被稱為亞洲四小龍中的韓國、台灣、新加坡，其經濟發展最為迅速的是六十至八十年代，而這段的大部分時間裏，韓國、台灣正是被稱為獨裁統治的年代；新加坡則不僅當時，而且直到現在仍被部分國際民主人權人士批評為假民主。
中國大陸更是一個大家熟悉的例子。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改革開放以來，由於丟棄了「階級鬥爭為綱」，不再搞姓資（資本主義）和姓社（社會主義）爭論，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力改善國民生活素質，GDP連續多年以接近兩位數字增長，國力明顯增強，國際地位大提高。
香港過去繁榮的經驗
再以我們的香港為例。從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社會相對穩定，經濟持續繁榮，有評論指僅用了三十年時間，就走完了西方國家一兩百年才能走完的路，靠的也並不是民主，更不是一人一票的普選。我們在批評港英政府殖民統治時，是不應也不能全盤否定其在穩定社會發展經濟方面政策的。英國人在管理香港這塊遠離本土，資源短缺，又面對著中國大陸及台灣政治角力的彈丸之地，實行了較為明智的政策，政治上基本上不介入兩地鬥爭，包括對國民黨及共產黨在港活動都進行限制，以便讓香港保持有利發展經濟的外部環境及內部環境。
民主不能影響營商環境
或許有人會說，我也贊成香港發展民主政治不能操之過急，但何為不過急？何為適中？我認為判斷標準是必須符合香港實際，其中一個重要標準是不能影響香港的營商環境，重蹈阿根廷政治改革後福利主義政客當道破壞經濟的覆轍。因此，照顧各階層利益，均衡參與十分重要。同時也要避免凡事不管對錯都反對政府，令政府變成跛腳鴨，無法為中、長期規劃做事。我很不贊成把整個社會精力都引到政治爭拗的傾向。這樣做實質上不是真正加快民主步伐，反而是窒礙民主發展，因為整天「務虛」，經濟不會好起來；爭論不休、社會分化，最終更影響經濟發展，損害市民利益。
認識香港回歸的現實
為了解決當前社會爭拗，我認為中央部門、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都要多聽香港市民意見，包括與自己不同的意見，要善於與反對自己意見的人打交道。古語說得好，兼聽則明，偏信則暗。
另一方面，我亦希望對政改持不同意見的香港市民，要認識香港回歸祖國的現實，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一國下的兩制不能搞對抗，更不能令香港與中央對立。反而應珍惜兩制之間的和諧關係，這是香港繼續成功的前提。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教授日前在公開談論香港政制檢討時，也批評「有些人」最近在政改爭拗上「挑剔得太厲害」，對整個香港和所有港人都無好處，楊振寧的話確實值得我們深思。若因過激所為令香港特區演變成一個「親中抗中」的政治戰埸，這將肯定會為香港帶來衝擊，到時吃虧最大的還是香港，實非香港市民所願，相信老一輩香港市民不會忘記一九六七年「親英抗英」之爭，為香港留下的創傷。 （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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