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7-02] 華夏大地：敦煌古寶與王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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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　傑

　就靠一九零零年六月二十一日的一個偶然，把一個默默無聞的道士變成了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名人——儘管這段歷史是地地道道的傷心史，他就是敦煌莫高窟下寺道觀的住持王圓錄。

　王圓錄是湖北麻城人，早年因家鄉鬧饑荒，逃往他鄉謀生，在肅州當過兵，退任後做了道士，最後輾轉到了敦煌。這時的莫高窟由南至北，分為上中下三寺。他所居的下寺是最差的地段，洞窟年久失修，洞口又多積沙，於是他發願清沙修窟。

泥牆藏珍　凡道執寶

　有一個高約160公分、寬約270公分的小石室，原是唐宣宗時河西一位僧人開造的禪窟。北宋時將原有塑像移去，貯藏莫高窟的經書文物。西夏佔領敦煌之前，莫高窟的僧人把歷代的經卷、佛像畫、佛幡及其他古文書等都放置在其中，用泥牆將它封閉了起來，上面飾以壁畫，從外表看不出什麼痕跡。以後，由於戰亂和其他原因，原來的僧人都沒有回來。這個秘室從此無人知曉。

　這樣一直過了近900年。

　這天，王道士和他僱來抄經的一個人清理16號窟甬道中的積沙。積沙清除後，牆壁失去了多年以來的外部支撐力量，隨著一聲巨響，北壁裂開了一條縫。

　王道士用旱煙管在裂開縫的牆壁上敲了幾下，牆壁發出了咚咚的響聲。他打開了這面牆壁，出現了一扇封閉的小門。

　王道士打開了小門。

　這是一間長方形的小石室，裡面一層一層堆滿了古代遺書、絹畫及其他藝術品等數不清的珍貴文物。

文化遺產　四萬五千

　這些文物之中，估計僅遺書就達四萬五千多件，它們從形式上說，大部分是寫本，多為手卷形式。除寫本外，也有稀世罕見的雕版印刷本以及少量拓本；從文字上說，有漢文、藏文、梵文、于闐文、龜玆文、粟特文、突厥文等；從內容上說，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佛教文書，其餘的包括官文書，四部書，道教、摩尼教、景教典籍，社會經濟文書，俗文學作品與童蒙讀物等，既有社會科學資料，也有自然科學資料。專家告訴我們，這裡的隻字片紙，對我們來說都是極其珍貴的，哪怕就是一頁白紙，起碼也是一張宋紙，堪稱文物，更無論文書中包含著大量有重要研究價值的信息。而對中國文化有著深入體會的日本作家井上靖則斷言：要真正理解這些對世界文化史所有領域都將產生影響的寶物，恐怕還需要相當長的歲月。

貪官剝削　文明賤賣

　發現藏經洞的寶貝後，王圓錄向當地士紳官員送了一部分，希望換取一些整修窟寺的費用，但甘肅當局並沒有重視，倒是來中國探險的西方考古學家斯坦因、伯希和等，陸續從他手中以極低的價格買走了大量的文物。

　事情傳到北京，北京學部撥款六千襾白銀要求將文物移運蘭州，但是這筆好不容易籌集的資金被貪官污吏層層盤剝，真正到了王圓錄手裡只是三百文香火錢。王圓錄不甘心就這樣把手頭的遺書全交出來，移藏了不少卷子，後來被再次來中國的斯坦因及日本、俄國的探險家掠去。

教育貧乏衍文化悲劇

　在敦煌文物的外流中，王道士負有直接的責任，一直受到中國學者的痛詆。他早年因旱荒背井離鄉，漂泊各地，「歷盡魔劫，灰心名利」，終至出家修道。他的文化程度很低，又有虔誠樸素的宗教信仰。當他留居敦煌之後，就發願要修建道觀，為此他不辭辛苦地東奔西走，四處募款，而自奉則極儉，幾乎不隨便亂用一文錢，對捐來的錢及其用途他都自覺地做了賬目。

　對於偶然發現的藏經洞文物的價值，他根本是不明白的，在智力、見識都強他百倍而又有政府作為後盾的各國對手面前，王道士一直處在被愚弄被欺哄的地位。

　身處這樣的時代，囿於這樣的環境，又只有這樣的知識水平，敦煌遺書的發現權與保管權卻偏偏都交在了這個人的手裡，於是不可避免的導致了悲劇。

　他的悲劇，不在貪財，而在愚昧！

　中國文化大學教授金榮華指出：「敦煌文物一大批一大批地外流，的確是讓中國心痛的事。但是，心痛之餘就去指責王道士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從今天的眼光來看，那不是王道士一人的愚昧，從藏經洞的發現到文物流失殆盡，整個事件顯示的是社會各階層許多人的愚昧。社會各階層許多人的愚昧就是社會的愚昧和領導社會之政府的愚昧。這種愚昧來自貧困和教育不足，它如果不能經由富裕民生和普及教育加以改善，則類似的情形必然會不斷重演。」由此他提出了這樣的告誡：「在回顧敦煌文物外流始末之餘，與其指責王道士，倒不如自省我們現在的社會，自省我們現在的教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