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7-05] 中國新型工業化道路是一條實現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

黃范章

　自18世紀歐洲工業革命開始的世界工業化進程，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二百年間鑄造了幾十個工業化國家，先後有英、法、德、美、日等工業化強國通過工業化而崛起。歷史表明：這些國家的崛起總是和殖民掠奪及列強為分割殖民地進行戰爭相聯繫的。我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世界工業化進程，稱之為第一輪世界工業化進程，或稱之為傳統工業化道路。

　隨著戰後殖民制度體系瓦解，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廢墟上建立了一系列新興民族國家，特別是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許多新興國家（地區）紛紛開始工業化進程，出現了以發展中國家（地區）為主體的世界工業化進程，我把它稱之為第二輪世界工業化進程，也可稱之為遲到的工業化。中國作為東亞地區發展中國家的一個成員，雖然在計劃經濟時期已開始推行工業化，但只有改革開放才開始走上新型工業化道路。

　我們處於信息化時代，面對經濟全球化潮流，國內存在著「二元」經濟結構。當代國內外的這些條件，既決定了中國必須完成發達國家一、二百年前早已完成的工業化歷史任務，也決定了中國工業化必將是一條與傳統工業化全然不同的新型工業化道路。當代國內外條件給中國提供了「和平崛起」的歷史機遇，「十六大」提出的新型工業化道路，是基於對這歷史機遇的深刻認識，給我們展示出一條在今後20-30年內把這一歷史機遇付之實踐的發展道路。

一、新型工業化的歷史任務與特徵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就開始了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從二元經濟向現代經濟轉軌的雙重轉軌時期。前一轉軌，是經濟體制的改革，後一轉軌乃經濟結構的轉變。歷史表明，要把二元經濟結構改變為現代經濟結構，就必須走工業化道路，即大大提高二產（主要是工業）和三產（主要是服務業）在社會生產結構中所佔比重，大大降低一產（主要是農業）所佔比重；特別是要改變就業結構，要大大降低一產所佔比重，通過工業化和與此相聯繫的城市化進程，把大批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到二產、三產中去，變成城市和鄉鎮的居民。世界歷史表明，這是一個農業國家需要經過上百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完成的歷史性任務。

　我國為工業化已奮鬥了近半個世紀，雖取得了重大進步，但我國仍處在從二元經濟向現代化經濟轉變過程中。下面統計表明，在1961-2001年40年間，我國一產（主要是農業）在社會商品生產增加值總額中的比重從36.16%降到15.23%，二產（主要是工業）的比重卻從31.88%增到51.15%；一產從業者在就業結構中的比重從77.17%降到50.00%，而二產從業者的比重卻從11.16%增到22.3%。這雖表明了工業化的進步。但按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和世界銀行的研究，二產在社會商品生產增值總額中的比重在40-60%者為半工業化國家，我國目前應屬於半工業化國家。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向我們表明一個嚴峻的現實，即佔全國勞動力總額一半的農民，僅創造15.23%的商品性財富，卻要供養著佔全國人口63.9%的農村人口。這就是我國「三農」問題的癥結所在。出路何地？主要應從工業化和與之相聯繫的城市化中找出路，就是靠發展製造、基礎產業、服務業以及其它非農產業，把大量剩餘勞動力從農業、農村中轉移出來（誠然農業自身的技術改造及發展也必不可少）。

　我國共有勞動力達7.4億人，約有3.7億在農村，近二十年來外出農民工約9000多萬。據中科院國情研究中心估計，2000年約有1.42億農村剩餘勞動力，約佔農村勞動力總數的42.45%。另據分析，在未來20年裡，我國如保持年均7-7.5%的經濟增長速度，屆時一產（主要是農業）在全社會就業結構中的比重將從50%降到30-32%，即下降18-20個百分點，將會有1.4-1.5億農村剩餘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出去，被製造業、基礎產業、服務及其它非農產業所吸收。同時，若以年均7-7.5%的經濟增長率計，以製造業為主的二產增加值在商品生產總額中的比重可望年均增長0.70-0.75個百分點，這樣，二產在GDP中的比重可從目前的51%增到2020年的64%左右，達到國際公認的工業國所要求的指標。這是工業化所要實現的一項重要歷史性任務。

　所以，我國二重經濟結構的現實，決定了推行工業化乃是我國通往現代化必經之路。我們無法超越工業化歷史階段。然而，當代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的國際環境，又使我國這個遲到的工業化道路具有與傳統工業化有所不同的新特徵，即具有巨大的後發優勢，使我們得以更快的速度、更短的時間、更高的質量完成工業化歷史使命。

　（一）我國新型工業化是在信息化時代進行的工業化。當今世界已進入信息化時代，一些主要發達國家早已進入後工業化社會，而以信息產業為代表高新科技產業和服務業為其主導產業和支柱產業。就經濟和科技發展水平講，我國的工業化階段跟發達國家的信息化階段相比落後了一個歷史性階段，這一點我們必須認識。不應該也不可能憑主觀願望超越這個歷史階段。但另方面，我們又必須看到，信息化時代給我國提供了巨大的歷史機遇。應該說，牢牢把握信息時代給我們提供的這個歷史機遇，乃是我國新型工業化道路有別於傳統工業化的一個最重大的特徵。

　我們知道，主要發達國家在長達二百多年的時間裡曾依靠機械化、電氣化、自動化等科技力量推進和實現工業化，它們當時根本不知道信息化為何物。我國推進工業化雖比主要發達國家晚了二百年，但我們既不必也不該亦步亦趨地沿著傳統工業化的老路走，先搞機械化、電氣化、自動化，然後搞信息化，搞「爬行主義」，而應該也可以用信息化來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必須強調的是，用信息化帶動工業化，決不是用信息化「代替」工業化，其帶動作用，主要體現在要用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對我國來說，傳統產業決不是什麼「夕陽產業」。以信息化為代表的高新技術，對於製造業等傳統產業有很強的滲透力和提升力，信息技術可以滲透於從產品設計、研發、製作、管理、營銷等整個過程之中，並會大大提升產品質量、效率與效益，使製造業等傳統產業能在與高新技術結合的基礎上得到更快的更好的發展。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是歷史賦予我們的最重要的後發優勢。

　（二）我國應利用和可以充分發揮另一個後優勢，就是迎接世界製造業從發達國家（地區）向發展中國家（地區）轉移的歷史潮流，大力引進發展國家（地區）提供的過剩資本和先進技術，跟我國所擁有的比較優勢－－豐富的勞動資源和廣闊的市場相結合起來，以加快我國工業化進程。

　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出現了兩個重要發展趨向。一是發達國家進入「後工業社會」和信息化時代，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變化，一方面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得到迅速發展；另方面一些勞動密集型傳統製造業（如紡織、服裝、食品、家電等）、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產業日益衰落，有的淪為「夕陽產業」，不少企業移向國外，特別是一般製造業從發達國家（地區）向發展中國家（地區）轉移。二是在世界範圍內掀起了以發展中國家（地區）為主體的工業化進程。這兩個趨勢的結合，在60-70年代曾造就了亞洲「四小龍」的崛起，被稱之為「新工業經濟體」（NIES）。世界製造業還進一步向其它發展中國家（地區）擴散或轉移。我國自80年代初以來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迎接了境外的產業轉移。儘管我國工業化比發達國家晚了二百年，但我們大力引進外資及先進技術跟國內富裕的勞動力資源和廣闊市場優勢相結合，不僅是我國利用後發優勢，也充分發揮比較優勢的重要途徑。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