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7-17] 問責制下的非戰之罪

黃天沂　香港發展論壇

　特區政府推出高官問責制，原意是高官向特首負責，以提高行政效率。然而，兩年後的今天，隨著問責高官接二連三的掛冠求去，高官問責制已變得面目全非。這種急劇的轉變，說明在強大民意與傳媒力量的驅動下，高官的行政表現不可能只維繫於特首個人的權衡定奪，而超然於民意之上。

負責範圍向民意傾斜

　問責制下的高官屬於政治任命，故而他們需要承擔突如其來的政治風險。這次，楊永強成為首位以「體現問責精神」而自行辭職的高官，正正反應出他所需要承擔的政治風險是無情的，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餘地。

　所以，對楊永強辭職後湧現出來的一片惋惜之聲，只能解讀為對楊個人能力或服務社會的肯定；如果從問責制精神來考量，楊永強的辭職乃是無可厚非的動作。更重要的是，楊永強的辭職不僅給了市民一個重新審視問責制的機會，也豐富了問責制的內容，對將來的問責官員來說是一個啟示：問責制將負責的範圍向民意傾斜是必然的發展趨勢。古時項羽兵敗而走，只得說：「天亡我也，非戰之罪也！」接受失敗其實也是政治家的必修課程，從失敗中，每個人的人格與境界一覽無餘。

現實不允戴罪立功

　楊永強最為人所詬病的是在沙士爆發初期，他堅稱「社區沒有擴散跡象」。就是這句話，令到楊永強的公眾形象蒙上污點，也成為日後公眾攻訐楊永強的致命傷。事後，一些沙士苦主入秉法院，向楊永強索償，最大的證據就是其「社區沒有擴散跡象」的錯誤判斷。這次立法會的沙士報告，楊永強最大的「罪狀」就是警覺性不足。所以說，楊永強在疫症前期的行政失當，甚至只是一時的失言，已足以抵銷掉抗疫的中後期的出色表現。楊永強作為獲政治任命的問責高官，理應為此負上政治責任，但是只要全面地評價其功過得失，是不是應該給予他戴罪立功的機會呢？當然這是後話，現實的情況已不可能這樣做。就像三國時的諸葛亮，明明知道蜀中已無大將，仍毫不留情地法辦失街亭的馬謖。

　社會上至少有三股的力量推楊永強下台：傳媒、沙士苦主、政黨。去年梁錦松買車事件曝光後，同樣引起是否應該辭職的討論。幸好遇上沙士爆發，梁錦松才暫時避過一劫，但最後仍然躲不過「七一遊行」要求其下台的強烈呼聲。今年，沙士苦主在楊永強辭職事件上起了一個至關重要的作用。一句「厚顏無恥」的無情面的、嚴厲的指摘，就像一顆重磅炸彈迅速摧毀了楊永強的意志力。當然，「厚顏無恥」出自有切膚之痛的沙士家屬之口，作為一種情感的渲泄也不足為過。只是，這個十分情緒化的詞彙很容易感染人心，在傳媒的炒作之下，殺傷力甚強。

政黨見風駛舵

　另外，政黨在關鍵時刻推波助瀾。在未完全掌握民意動向及傳媒取態的情況下，不論是民主黨、民建聯，還是自由黨，起初對楊永強是否下台顯得十分曖昧。及至七月七日下午，當各大政黨收風知道特首決意壯士斷臂之後，便迫不及待地爭先表明自己的立場，強烈地要求楊永強下台，可見，政黨出於九月選舉在即的政治考慮，在關鍵時刻做一個順水推舟的人情。

　楊永強面對前兩份措辭頗為強硬的沙士報告，都能安然渡過，卻在相對較溫和的立法會沙士報告中墮馬。立法會的沙士報告儼然成為壓倒楊永強的最後一根稻草。可見，導致楊永強下台的主因，並不是真正來源於其在沙士期間的種種失誤，實際上是社會環境內因外應的結果。在現行問責制之下，楊永強的「非戰之罪」成了他必須負上的政治責任，豈不滑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