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8-10] 文匯論壇．改善經濟民生 莫負中央厚望
■計佑銘 全國政協委員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香港的經濟在顯示出良好發展勢頭的同時，仍存隱憂。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香港的當務之急，也是解決香港所有問題的關鍵。所謂香港「只有實行雙普選，才能走出經濟困境」的說法，完全是誤導之言。中央無論就香港政制問題作出決定，還是採取各種支持香港經濟的措施，都是為了香港好。社會各界應該同心協力搞好香港，不辜負中央和全國人民對香港所寄予的厚望。
去年下半年以來，香港經濟強勁復甦。本地生產總值由去年第四季度增長百分之四點九，提高到今年第一季度增長百分之六點八，第二季度預計將出現雙位數的增長。樓市、股市顯著回升，失業率下降，通縮收窄，負資產減少，財赤緩解。
振興經濟改善民生是首務
香港在經濟顯示出良好發展勢頭的同時，仍存在兩方面的隱憂：一是儘管整體經濟氣氛明顯改善，但不少市民還未受惠；二是政制爭拗影響社會集中精力，抓住難得的機遇發展經濟。香港的經濟雖然上升，但對大部分市民的薪酬沒有上升，未分享到經濟復甦帶來的實質好處。加上失業率仍然處於百分之七左右的高水平，介乎16至19歲的青少年失業率甚至高達25.2%，不少市民尤其是青少年面臨搵工難的壓力。紓解民困依然是值得關注的重要問題。
內地經歷過文革政治動亂，十分珍惜穩定的社會環境，集中精力搞經濟，按著GDP(本地生產總值)每十年增加一倍的速度挺進。反觀香港，過於政治化的社會氣氛的確令人擔憂。內地與香港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內地的官員可以一心一意搞經濟，香港的官員卻要花很多時間處理政治問題。內地省市對自己的前景目標非常明確，五年、十年、二十年如何發展，都有成套的規劃設想。相反，在政治漩渦中掙扎的香港，難言經濟規劃。如果要香港官員講經濟前景，不要說二十年，恐怕講五年也沒有把握。如果整個社會不能從政制爭拗中擺脫出來，經濟的發展肯定會受到影響。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永恆的主題，是香港的當務之急，也是解決香港所有問題的關鍵。許多民意調查都顯示，香港市民最關心的仍然是加快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本世紀頭二十年是國家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加快發展，也是香港難得的歷史機遇。香港社會各界應當珍惜機遇，用好機遇，排除干擾，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利用CEPA為香港贏得的提前進入內地市場的先機，尋找新的商機，促進經濟復甦的良好勢頭和民生的進一步改善。
普選不能解決經濟問題
有人說，香港的經濟倒退是因為沒有一人一票選舉特首和立法會的結果，只有盡快實行「雙普選」，才能走出經濟困境。這完全是誤導之言。
對於香港今天所面對的經濟困難，我們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才有可能對症下藥，克服這些困難。香港六十年代後期到1997年，賺錢十分容易，秘密在哪裏？就是中國不開放，閉關鎖國，結果一半的對外貿易通過香港進行。九六、九七年的時候，中國出口有三千億美元，一半是經過香港出口，香港可以賺到大約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服務費，約三百億美元，即二千四百億港元。當中國開放、加入世貿組織之後，美國和歐洲的大企業紛紛進入中國直接投資，直接從中國採購大批商品，而且不必經過香港轉運出口。以美國的沃爾瑪超級市場為例，直接在深圳設立採購總部，每年採購中國商品一百億美元，直接運往美國。香港做獨市生意大賺內地錢的時代已經告一段落了。
香港還有一個高成本的問題。回歸前的一個時期，泡沫經濟膨脹，香港人炒股票炒地產可以賺大錢，排隊買樓一個籌就可以賺一百萬元，大大推高了樓價。香港的僱員每年都有百分之十的加薪，有段時期一年更增加百分之十五，造成香港成本大大上升。在世界經濟一體化大潮之下，資金和技術向低成本地區流動。結果，香港的工業大量北移，流向成本低的珠江三角洲。香港的一些生意也因成本高而外流。例如，鹽田貨櫃碼頭有成本的優勢，廣州到鹽田運輸一個貨櫃，運費為一百五十美元，如果由廣州運到香港，成本為三百七十美元，而且香港還有一個邊界，貨櫃車通關需要六到八個小時，大大增加了時間和金錢成本。
要克服香港經濟所面臨的困難，絕不是靠甚麼「雙普選」，而是要降低成本，提升競爭力。當前的急務，就是要讓經濟適應新的競爭環境，充分利用國家給予香港CEPA和「九+二」的特殊政策安排，開拓內地市場，擴闊產業基礎，增加就業機會，把內地和國際的資金人才吸引來港，通過增加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的局面，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相反，如果推行激進普選，反政府的泛「民主派」在立法會佔了過半數，行政主導的原則不保，特區政府變成跛腳鴨，不能有效施政，導致香港政局不穩，人心不安，振興經濟的計劃就會付諸東流。
中央一心為港好
香港的經濟迅速出現大幅反彈，究其原因，中央的全力支持，包括落實CEPA、開放「個人遊」、批准香港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推動泛珠三角地區經濟合作等，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港人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切身而強烈地感受到，祖國是香港最可靠的強大後盾，「一國兩制」對於香港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是何等重要！
中央在經濟上全力支持，是為了香港好，相信一般的市民不會有甚麼懷疑。其實，中央對香港政制發展問題的處理，同樣也是為了香港好。事實上，圍繞政制發展問題的激烈爭拗，香港社會產生嚴重分化，令廣大市民感到擔心和憂慮，也引起了國際評級機構的關注。如果任由事態惡化，甚至離開基本法的規定，如果在沒有達成普遍共識的情況下冒進，很可能引起社會動盪。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市，經不起大的震盪，付不起大的代價。中央不希望因無謂的政治爭拗，使東方之珠黯然失色，令動感之都喪失活力。
回顧香港回歸祖國七年來的歷程，中央根據憲法和基本法直接處理的香港問題，主要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對基本法的解釋權以及作出有關的決定。第一次是1999年6月26日，對基本法有關居港權的條款作出解釋；第二次是今年4月6日，對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有關2007年以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規定作出解釋；第三次是今年4月26日，對07/08年上述兩個產生辦法的有關問題作出決定。兩次釋法和一次決定所處理的問題，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是香港急需解決而自身又難以解決的問題，對香港有百利而無一害。
顯然，無論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有關條文進行釋法和作出決定，還是中央採取各種支持香港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措施，都是為了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為了香港市民的福祉。香港社會各界應該同舟共濟，努力搞好經濟，穩步發展政制，不辜負中央和全國人民對香港所寄予的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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