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8-16] 香港在歷史轉折點上

■周八駿

　1997年7月1日以來，以如何認識「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為準繩，香港由政權回歸走向全面回歸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大體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最初6年，是經濟、政治都強調「兩制」而忽視了「一國」。第二階段以2003年7•1遊行緊隨CEPA簽署為標誌，由經濟、政治都強調「兩制」而忽略「一國」，轉變為經濟講「一國」政治講「兩制」。目前，正向第三階段即經濟、政治「兩制」都以「一國」為前提和基礎轉變。惟有實現這一轉變，香港的政治轉變才能取得完全成功，經濟轉型才能取得重大突破。

　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任何人都有一個相同的問題：如何看待自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差別在於這個問題是顯現抑或潛伏。就個人而言，這個問題是顯現抑或潛伏取決於人生的不同階段或不同境遇。就一個國家或地方而言，這個問題成為其公民或居民的普遍關切的時候，也就是這個國家或地方經歷著深刻而巨大的變遷的時候。

政治過渡與經濟過渡

　香港特別行政區正處於這樣的時候。今天，討論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實質就是分析自1984年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簽署以來香港的政治過渡（亦稱政治轉變）和經濟過渡（亦即經濟轉型）。

　香港的政治轉變包括兩方面—回歸和建立民主政制。香港的經濟轉型以知識經濟為目標，也包括兩方面—完善和提升香港本地產業結構，同時拓展與內地經濟一體化。

　為什麼一二十年前香港居民普遍顧慮的是「未來」？第一，九七前，中國政府支持港英當局維持有效管治以確保平穩過渡；第二，港英當局在九七前才開始推行代議政制，既不削弱由倫敦遙控、港督主導的殖民管治方式，又開始回應香港社會的民主訴求；第三，九七前香港經濟雖然形成嚴重的「泡沫」，但畢竟保持了繁榮；第四，由於歷史原因，香港相當一部分居民懷有反共或恐共的心理。這一切因素的總和使當時香港社會普遍關注「未來」。

港英遺留政治經濟隱患

　然而，正是九七前香港社會普遍感覺滿意或忽略的因素使九七後香港特別行政區很快陷入錯綜複雜的困難境地，使香港居民不得不一再回顧和總結香港的「過去」，並反覆思考和探索香港的「未來」。

　今天不少香港居民對九七前的香港有懷舊情緒，這是基於目前經濟轉型的困境與當年經濟繁榮的比較，以及港英當局有效管治與特區政府管治困難的對比。但是，人們是否明白：正是港英當局以積極不干預為藉口而忽略香港本地產業結構的完善和提升，造成香港經濟「空心化」的弊病，並為今日香港經濟埋下可能「邊緣化」的禍根？人們是否明白：正是港英當局沒有也不可能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培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治人才，造成今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管治困難？人們是否明白：正是港英當局將九七前匆匆推行的代議政制引向拒中抗共的方向，造成香港的民主之路一開始就與回歸之路分歧，使今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面對拒中抗共勢力竭力鼓吹「結束一黨專政」和「還政於民」的嚴峻挑戰？

走向全面回歸是更艱巨過程

　九七回歸實現平穩過渡是巨大的歷史成就，也是香港政治轉變新紀元的開始—由主權回歸走向全面回歸是更長更複雜、在一定意義上也是更艱巨的過程。

　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回歸與主權回歸相比，有一點共同區別：主權回歸是百分之百、不容置疑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回歸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容許保留香港原來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同時，香港的中國人需要確立新身份認同，需要建立香港與國家主體政治制度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的關係，需要拓展香港與國家主體經濟聯繫和一體化，需要保留香港文化的中西合璧特色又發揚光大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建立對國家的文化認同。

　這需要全面客觀地總結香港的「過去」，全面切實地建設香港的「現在」，全面務實地規劃香港的「未來」。在「過去」和「現在」之間必須協調變革和穩定，在「現在」和「未來」之間必須協調治標和治本。不能在「過去」和「現在」之間搖擺。不能留戀「過去」而不敢面對「現在」，更不能由拒中抗共勢力以其主觀願望來塑造香港的「現在」和「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