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8-22] 在江西鄧小平家過年 放大圖片
這是1965年鄧小平視察三線建設時拍的照片。前排左至右為：李井泉，鄧小平，卓琳，王騰波（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的夫人），蕭里，鄭瑛（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廖志高的夫人），廖志高。 （申再望提供）
申再望
編者按：本文作者申再望，是原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之子。李井泉早年曾參加南昌起義。解放戰爭時期，與賀龍率18兵團解放川西、西康。歷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西南局第一書記、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等職。1989年4月在北京病逝。與蕭里共育八名子女，申為第五子。「文革」中，李井泉被打成西南最大走資派後，申再望與兩個妹妹從四川到江西插隊。申曾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外事部處長。
1972年元旦前夕，我和妹妹大蓉、二蓉從江西省臨川縣到南昌市去看望鄧小平伯伯。
那是一個陰冷的冬天，我們來到贛江邊省委招待所，這是江西省革委安排我們與鄧伯伯的見面地點。
在招待所的二樓客廳，我們先見到卓琳阿姨，她和我母親蕭里在延安時期就是好友，聽說我母親1969年已被迫害致死，所以一直想見我們了解情況。
鄧伯伯洗完澡出來，見到我們很高興，可能因為剛洗完澡，臉色紅彤彤的，神采奕奕。我們簡單地告訴他：我們是1969年初夏來到江西，落戶在父親老家臨川縣唱凱公社務農，並說了一些家裏人情況。鄧伯伯的神色開始凝重，沉默不語。我和妹妹拿出從家鄉帶來的兩條魚和一些雞蛋，並告訴他這些都是我們的勞動成果，希望他們嘗嘗。見時候不早我們準備告辭，鄧伯伯聽後馬上說：「今天不要走了，到我們家去住幾天。」
突然要留我們住下一起過年
我們對此完全沒有思想準備，既怕省革委不同意，又怕給鄧伯伯一家帶來麻煩。「怕啥子，你們都是些小娃娃，明天就要過年了，咋個能走嘛？」鄧伯伯說。就這樣，我們乘吉普車來到南昌市郊的步兵學校。
鄧伯伯住的步校小樓，青磚灰瓦，外觀陳舊，聽說以前是給步校校長住的。底層過廳有張乒乓球桌，飛飛（鄧伯伯么兒）最喜歡在這裏打乒乓球。小樓後面有座平房，專堆放柴火和煤塊。子女沒來之前，劈柴和砸碎煤塊的體力活兒，都由鄧伯伯來完成。鄧家全家都住二樓，我們去的那年，樸方在北京住院治病，楠楠在外地工作，所以沒見到他們。
雖然鄧伯伯被撤銷了職務，但在我們心目中，他仍還是黨和國家領導人，我們對他有一種油然而生的敬畏，不敢在他面前隨便講話。
得知老戰友情況他眉頭緊鎖
記得第一次較長時間的談話，是我們剛住下那天，毛毛就來叫我們上樓，鄧伯伯一家人都在起居室裏，好像在開家庭會議。鄧伯伯說：「你們在招待所的時候，好多話沒說，現在回家了，給我們擺一下。」擺一下，是四川話，就是擺龍門陣（聊聊）的意思。可這段龍門陣，擺起來真可謂言者痛，聽者悲。
先說到父親，自文革開始他就被定為西南最大的走資派、劉鄧集團黑幹將，被批鬥了上百次。被押送到北京後，就關進北京衛戍區監獄，家人不許探視，情況一直不明。鄧伯伯和我父親早在江西紅軍根據地時期就認識了，幾十年一起出生入死，父親是怎樣一個人，鄧伯伯心裏很清楚。我哽咽地告訴鄧伯伯，1968年江青接見四川造反派時說：「李井泉的地主老婆蕭里很壞，抓起來沒有？」之後，母親就被關進昭覺寺看守所，剪了陰陽頭，被遊街批鬥。1969年4月，母親突然死亡，官方說是「畏罪自殺」，卻沒向家屬提供驗屍報告。二蓉也說她後來在看守所見到母親，母親還挺樂觀，堅信黨的「給出路」政策。並叮囑二蓉一定要把家裏縫紉機帶到江西，等她出獄去江西，後半輩子就靠它為生。說到這裏妹妹哭得說不下去，卓琳阿姨、毛毛、鄧林都忍不住掉下眼淚。鄧伯伯眉宇緊鎖，過了好一會兒才說出一句話：「蕭里和井泉同志都是好人。」
接著我們又把二哥李明清1967年夏天在北航被造反派揪鬥吊打至死，以及我們家兄妹被關押挨批鬥的情況告訴他們。聽到這裏，鄧伯伯一下子站起來對我們說：「我今天給你們做飯吃。」
特意給我們炒四川回鍋肉
我們以前根本不知道鄧伯伯會炒菜。而且炒得那麼香，那麼好。那天晚上，我們很晚才吃飯，因為他堅持要多做幾個菜招待我們。那天他做了粉蒸肉、紅燒魚，還蒸了一盆我們愛吃的糯米飯，是用小臉盆蒸的，份量很多，還說：「你們儘管吃，今天吃不完，明天還可以吃嘛。」他還特意炒了放辣椒的回鍋肉，說是四川人要吃回鍋肉才算打牙祭。在飯桌上，鄧林姐姐非常幽默，特別是她學的四川腔，逗得大家都樂起來。鄧伯伯一家人的歡笑，像春風吹散了我們心中的悲楚，他們的樂觀精神，給了我們極大的鼓舞，這頓飯，讓我們深深感到回家的溫暖。
認為真實了解農民很重要
人逢佳節倍思親。聽著我們訴說的遭遇，鄧家上下不禁想起高位截癱仍在北京的鄧樸方。鄧伯伯曾說過：「樸方大有我風」。他很讚賞樸方聰明好學、為人厚道、磊落大方，並認為樸方最能理解他的思想。而現在樸方卻孤零零癱在北京，家人完全伸不出援手，兩位老人不得不面對這無情的現實，承受日以繼夜心靈的傷痛。除了默默地落淚，我們真不知該如何安慰他們。
在另一次談話中，鄧伯伯聽我們介紹了江西農村的狀況，這也是他很想了解的情況。他特別注意我講到農民對所謂「新生事物」的抗拒態度和對策。鄧伯伯認為，了解農民的真實想法很重要，農村要進步，還是要靠提高生產力，改善農民生活。
我們在鄧伯伯家住了五天，離別時真捨不得走。卓琳阿姨拉著我們的手一再叮囑說：「以後來南昌，一定到家裏來啊。」我們的眼圈都紅了，自從和父母別離後，好多年都沒聽過這樣親切的話語了。在我們最孤單、最困難的時候，他們給了我們家庭般的溫暖和安慰，令我們終身難忘。此後，弟弟華川從北京監獄獲釋來到江西老家插隊，也曾到南昌看望鄧伯伯一家。
雖然在歷史的長河中，在江西看望鄧伯伯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但歷史是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失的。在我們心中，它永遠是值得珍藏的一段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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