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8-23] 文匯論壇 重溫鄧公論述 增強「一國兩制」信心
■曹二寶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研究部部長
本文是作者8月21日在香港中國企業協會舉辦的「紀念鄧小平誕辰一百周年報告會」上的發言。文章強調，鄧小平理論已由我國憲法確立為國家的指導思想之一，他關於「一國兩制」的論述，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我們要在「一國兩制」的實踐中不斷地學習這個理論，豐富這個理論，發展這個理論。
8月22日，是鄧小平誕辰100周年紀念日。香港同胞和海內外華人一樣，正以各種形式表達對這位世紀偉人的緬懷和景仰。香港中國企業協會今天舉辦報告會，通過研討鄧小平的「一國兩制」理論來紀念他，是非常有意義的。我應邀出席這個報告會並發言，感到很榮幸，也很高興。剛才聽了梁愛詩司長作的鄧小平與「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實踐的報告，很受啟發。報告會讓我講的題目是《鄧小平與「一國兩制」》。這是很大的研究課題。限於水平和時間，我只想結合香港回歸以來，在「一國兩制」已經成為現實的情況下，人們比較關心的一些問題，根據鄧小平的有關論述，談幾點粗淺的認識，就教於梁司長和各位駐港中資企業的領導和同仁。最近內地出版了一些有關鄧小平的書籍，收錄了他論述「一國兩制」的重要講話、談話，其中不少是首次公開發表。這對我們更好地學習和領會他的重要思想，極為有益。由於是講「鄧小平與『一國兩制』」，我在發言中會較多地引述他的原話，包括一些過去沒有發表過、最近剛予公開的講話或談話。下面，我談三個問題。
一、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局出發，進一步領會鄧小平說的「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以後也不會變的戰略考慮
關於祖國統一後實行「一國兩制」的時限，鄧小平有一句名言，這就是：「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以後也不會變」。現在香港回歸七年了。由於亞洲金融危機和內部經濟結構調整等因素，香港經濟面臨嚴重困難。而這期間，祖國內地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地發展，加入WTO以後更加開放。為了幫助香港經濟盡快復甦，中央採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上香港經濟在整個國家經濟中的比重將會越來越小，一些香港人開始擔心，「一國兩制」還會不會繼續如鄧小平當年所承諾的「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以後也不會變」呢？這就很有必要重溫他當年做出這個承諾的戰略考慮和所提出的根據。
大家知道，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國家工作的重點，也叫做中心任務。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鄧小平提出了「三步走發展戰略」，目標是在21世紀中葉，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一百周年時，「把我國建成中等水平的發達國家」。我們將之稱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偉業」。用鄧小平的話說，這是大局，而且「就這麼一個大局，一切工作都要服從這個大局」。「大局」這個概念，鄧小平用的最多。1993年7月7日，鄧小平在審閱他的文選第三卷文稿時說：「不管對現在還是對未來，我講的東西都不是從小角度講的，而是從大局講的。」通觀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上述「歷史偉業」，就是他反覆多次講的「大局」，也是他考慮和提出祖國統一後實行「一國兩制」的時限的出發點。值得注意的是，本世紀中葉我國經濟發展接近或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之時，恰是香港回歸祖國五十年之際。鄧小平關於「一國兩制」時限的論述，主要有兩個方面：
首先，為什麼「五十年不變」呢？鄧小平說，這是因為「中國要實現自己的發展目標，必不可少的條件是安定的國內環境和和平的國際環境。」關於安定的國內環境，鄧小平說需要兩個條件：一是政局穩定，「因為沒有穩定的政治局面，就不能搞建設」。二是政策穩定，即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兩方面政策都不變，「不變也是穩定」。他還非常明確地指出，政策不變就包括我們對香港、澳門、台灣的政策，即統一祖國的「一國兩制」政策不變。鄧小平說：「對香港的政策，我們承諾了一九九七年以後五十年不變，這個承諾是鄭重的。」「這是有根據的，不只是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慮到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同中國的發展戰略有著密切的關聯。」他還說，「這不是信口開河」，也「不是隨隨便便、感情衝動而講的」。
關於和平的國際環境，他在1985年6月4日一次重要講話中闡明了「我國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和對外政策的兩個重要轉變」：一是「我們改變了原來認為戰爭的危險很迫切的看法」，認為「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二是「我們從『一條線』的外交政策改變為獨立自主外交政策」，「中國不捲入集團政治」。「只要堅持這樣的判斷和政策，我們就能放膽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們的四個現代化建設。」他還指出：「現在樹立我們是一個和平力量、制約戰爭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們實際上也要擔當這個角色。」這可能是今天人們常說的中國「和平崛起」的思想來源。
這裏要特別指出，鄧小平還有一個重要思想，就是我們不能把現代化能否實現放在香港是否繁榮上。他不贊成說「如果香港不能繼續保持繁榮就會影響中國的四化建設」。他認為，「影響不能說沒有，但說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國的建設，這個估計不正確。如果中國把現代化建設能否實現放在香港是否繁榮上，那末這個決策本身就是不正確的。」過去人們對這段話，往往從始終把國家主權放在第一位、不怕英國打「經濟牌」去理解。現在我們從剛才講的「歷史偉業」這個大局的高度重溫這段話，理解可能會進一步。我們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和要實現的宏偉目標，主要靠國家主體的力量，從來沒有也不能依靠統一後港澳台的經濟力量。因為統一後的港澳台長期實行「一國兩制」，她們的經濟成果應全部用於自身繁榮。港澳台的經濟繁榮也是對國家現代化的貢獻。從這個高度觀察，「五十年不變」作為一項深思熟慮的戰略考慮，就比較容易理解了。
1983年6月23日，鄧小平會見出席六屆人大一次會議和政協六屆一次會議的港澳地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時講的一段話，更清楚地反映了他的這個戰略考慮。他說：「中國的根基在大陸，不在台灣，不在香港。四個現代化建設，香港出了點力，以後甚至出力更小也有可能，但我們不希望小。中國的建設不能依靠『統一』來搞，主要靠自力更生，靠大陸的基礎。」「所以香港也好，台灣也好，不要擔心統一以後大陸會向你們伸手，不會的。」
其次，為什麼五十年以後也不會變呢？綜觀鄧小平一系列講話、談話，他主要講了四條理由：一是，「到了五十年以後，大陸發展了，那時還會小裏小氣地處理這個問題嗎？所以不要擔心變，變不了。」二是，「那個時候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更加強大了，就更不怕對外開放的衝擊了，不會影響我們的大局了。」三是，「五十年以後中國同外國在經濟上將更加緊密聯繫起來，千絲萬縷的聯繫怎麼斷得了呢？」「中國越發達，同各國的千絲萬縷的關係越多。到那時，國際上需要中國市場，中國也需要國際市場，怎麼變得了呢？」四是，「到那時，香港、台灣在整個國家經濟中佔的比重就更小了，這就更沒有變的必要。」隨著國家整體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綜合國力的大幅提高，港澳台經濟所佔的比重越來越小，是必然趨勢。這條理由進一步說明，即使如此，國家也沒有改變「一國兩制」政策的考慮，反而認為「更沒有變的必要」。因此，香港一些對此仍有疑慮的朋友，完全可以打消這些疑慮，安安心心地做好當前急需做的工作，共同把「一國兩制」事業繼續推向前進。
更為重要的是，鄧小平多次講，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以後也不會變的道理，除了「沒有變的必要」以外，「也同中國對外開放政策不變有關」。他說：「對外開放具有重要意義，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孤立起來，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這是鄧小平總結我國歷史經驗教訓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他說，明成祖時候，鄭和下西洋還算是開放的，但明成祖死後，從明朝中葉算起，到鴉片戰爭，「有三百多年的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後，愚昧無知」。建國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是對外開放的，不過那時只能是對蘇聯東歐開放。以後關起門來，成就也有一些，總的說來沒有多大發展。」因此他指出，「歷史經驗教訓說明，不開放不行。」「你不開放，再來個閉關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經濟發達國家水平，肯定不可能」。「如果到下一個五十年，這個政策有效，達到預期目標，就更沒有理由變了。所以我說，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解決統一問題，對香港、澳門、台灣的政策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以後還會不變。」
二、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大國的角度，正確理解鄧小平關於「一國」是「兩制」的前提，社會主義作為國家主體也是個前提的科學論斷
鄧小平說：「中國可以在一個國家的前提下實行兩種制度。」又說：「要確定整個國的主體是社會主義」，「這是個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不行。」這就提出了「兩個前提」的科學論斷。今年以來，香港社會對這「兩個前提」的論斷有很多討論，大家已經從法理上講得很清楚了。但是總有一些人士，對此感到很難理解和接受。他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窮二弱，港澳台地區比較富裕，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又是根本不同的兩種制度，怎麼能長期地統一於一個主體是社會主義的國家之內呢？更不能接受港澳台的資本主義要以國家主體是社會主義作為前提。我認為，有這些疑問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換一個角度，不從法理的角度而從現實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這也是鄧小平論述這個問題的角度，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大國，這是現實。
首先，中華人民共和國大而有信。也就是說，她有大國的地位、力量和風度。1981年1月4日，鄧小平會見美國客人時說：「我們歷來不回避窮和弱，可是我們有「塊頭大」這個好處，還有就是不信邪，需要中國自己做的事情，中國是敢於面對現實的。」就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世界政治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地位呢？綜觀鄧小平的有關論述，他講了三個現實情況：一是，「中國人真正站起來是從1949年開始。在那以前，中國在國際上沒有地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改變了中國的形象。」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了改革開放，「我們這個國家這幾年發展起來了，是個興旺發達的國家，有力量的國家」。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個值得信任的國家，我們是講信用的，我們說話是算數的」。鄧小平認為這是泱泱大國的風度，也是大國的尊嚴和準則。他還強調指出：「我們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即使在過去的動亂年代，在國際上說話也是算數的。」
其次，中華人民共和國大而穩定，因為她有一個實行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很大的主體」。為什麼這麼說呢？鄧小平也講了三個現實情況：一是，我國近代史和蘇聯、東歐的變化，「證明我們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放棄社會主義，就喪失一切。二是，「我們對香港、澳門、台灣的政策，也是在國家主體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制定的，沒有中國共產黨，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誰能制定這樣的政策？」「從世界歷史上看，有哪個政府制定過我們這麼開明的政策？從資本主義歷史看，從西方國家看，有哪一個國家這麼做過？」三是，沒有國家主體堅定不移地堅持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中國就會亂。鄧小平說：「最重要的是大陸的穩定，沒有穩定的大陸，什麼振興中華、什麼統一，都談不上。」「如果中國亂起來，成億人向世界各地跑，難民問題將遍佈世界，香港首當其衝。」「國家不穩定，首先受害的是香港。」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多次講：「香港要千方百計地幫助國家穩定。」「香港應該擁護我們保持穩定，應該舉雙手擁護。」
以上所說，都是現實，而且是活生生的現實，是世所公認、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現實。從這些現實的角度觀察，人們應當沒有理由質疑，一個大而有信、大而穩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確確實實是可以充當處於其內部的兩種不同社會制度長期共存的前提。也沒有理由質疑，只有在這個國家的主體是社會主義的前提下，才「可以容許在自己身邊，在小地區和小範圍內實行資本主義。」也就是說，中國的主體，十幾億人口的地區堅定不移地實行社會主義，的的確確是港澳台地區長期保持資本主義的前提，甚至是基礎。
三、從祖國統一的大處著眼，準確把握鄧小平把和平共處原則用之於「一國兩制」的精神實質
早在1984年10月31日，鄧小平會見外賓時就指出：「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最好的方式。」「現在進一步考慮，和平共處的原則用之於解決一個國家內部的某些問題，恐怕也是一個好辦法。根據中國自己的實踐，我們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統一問題，這也是一種和平共處。」大家知道，「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我國政府首倡，現在已為世界廣泛承認和使用的處理國與國關係的準則。主要內容：一是國與國間和平相處，即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二是和平發展相互關係，即平等互利；三是和平解決相互衝突或爭端。
過去我們對鄧小平把和平共處原則用於說明「一國兩制」，沒有過多的思考。香港回歸以來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比如「兩制」之間、兩地之間，以及香港社會內部各種不同的政治觀點、立場之間，究竟是一種什麼關係，應當如何處理等等。這就使我們越來越深切地感到，重溫鄧小平上述論述，著眼於祖國統一和中華民族的大團結，按照和平共處的原則去思考和處理這些問題，可能是比較妥當的。從鄧小平有關論述和回歸以來香港的實際情況看，和平共處原則用之於「一國兩制」的理論和實踐，大致有三個方面：
首先，「一國」之內「兩制」之間的和平共處。1983年6月21日，鄧小平會見外賓時說：「在一個統一的國家內，有不同的社會制度，這是史無前例的。實際上，真正統一了，台灣一個制度，香港一個制度，大陸一個制度，大陸是社會主義制度。以社會主義制度為主體的國家包含不同的制度，馬克思沒有講過這個問題，我們大膽地提了。如果不這樣設想，絕對不可能統一。」我理解，「一國」之內兩種制度之間和平共處的主要含義就是：互相尊重、互不干涉。鄧小平說的「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江澤民說的「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也不犯井水」，都是這個意思。鄧小平還具體地說：「中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但不會在香港這麼做。」也不允許「把香港變成反社會主義、反大陸的基地」。他還說，如果「用一個一千幾百萬人口的台灣的現行制度來統一十億人口的大陸」，這是「不自量力」，「至少是太缺乏現實感了」。
其次，中央管轄之下兩地之間的和平相處。主要是三層含義：一是，與上述「兩制」之間的關係一樣，兩地之間也要相互尊重、互不干涉。香港基本法規定，中央政府各部門、內地各地方都不得干預香港特區根據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同樣，香港特區也應當尊重中央政府各部門、內地各地方依照法律行使權力，不能干涉。二是，兩地之間要加強合作交流，經濟上互惠互利，文化上共同弘揚愛國主義為核心的中華民族文化。三是，兩地之間要以溝通、協商的方式解決彼此間的矛盾、衝突或爭議、爭端。主要是在中央政府的指導、幫助下，按照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方針，以及相關的其他法律、法規或適用我國和香港特區的國際公約等，建立並通過磋商機制，做出適當安排。如香港特區成立以來，在中央政府指導、推動下，先後與內地建立的兩地大型基建、更緊密經貿關係、粵港合作、滬港合作等磋商合作機制，以及簽訂的更緊密經貿安排、兩地法院文書相互送達等協定，都屬於此類安排。
這裏要說明，上述「兩制」關係和兩地關係，必須分別以「一國」和中央管轄為前提，講的都不是中央與特區的關係。我個人體會，中央與特區的關係並不適用「和平共處原則」，因為和平共處是以地位對等為前提的，而中央與特區的法律地位並不對等。說它們之間是授權與被授權、管轄與被管轄的關係，比較恰當。而且它們之間顯然不適用「互不干涉」這條原則，因為中央在授權香港特區高度自治的同時，也保留了必要時依法處理香港事務的權力。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接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說過，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際」。因為香港有時候將會出現「非北京出頭就不能解決的問題」，「總有一些事情沒有中央出頭你們是難以解決的」。「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基本法要照顧到這些方面。」鄧小平對他闡述的這個重要思想十分重視，1990年1月18日會見香港知名人士時，他又特別提及這段話，說：「在考慮制定香港基本法時，我就講不能使中央政府無所作為。」
第三，愛國主義旗幟下香港各方面人士和諧共處。在愛國統一戰線中增加「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是鄧小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毛澤東統一戰線理論的重要貢獻。對於「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特區管治者的條件，他提出了著名的愛國者標準，這就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地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為了說明這一標準涵蓋範圍的寬泛性，鄧小平特別提到，「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場上，維護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麼政治觀點，包括罵共產黨的人，都要大團結。」他表示贊成「中華民族大團結萬歲」這個口號。還強調指出：「一九九七年後在香港執政的人還是搞資本主義制度。」「處理這些問題，中央政府從大處著眼，不會拘泥於小節。」
我體會，鄧小平這裏講的「從大處著眼」，就是著眼於祖國統一大業。1982年1月11日，他會見美國華僑領袖時就指出：「國家的統一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願望。這不僅有利於子孫後代，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上也是一件大事。我們是從這樣的角度著想和對待這個問題的。說什麼「統戰手法」，我們不搞。我們講大政方針，沒有這樣的氣度不行。」
以上我從三個方面，談了自己對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一些內容的不成熟的理解和認識。概括地說，就是從大局出發、從大國角度、從大處著眼，分別來理解和把握鄧小平關於「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以後也不會變，「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國家主體是社會主義也是前提，以及把和平共處原則用於「一國兩制」這三個問題的主要論點。這些理解和認識很粗淺，也不一定都正確，希望大家指正。我想強調的是，鄧小平理論已由我國憲法確立為國家的指導思想之一，他關於「一國兩制」的論述，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我們要在「一國兩制」的實踐中不斷地學習這個理論，豐富這個理論，發展這個理論。
最後，我想引用鄧小平1986年4月24日會見香港知名人士時講的一段話，作為這篇發言的結束。他說：「『一國兩制』是國策。香港有人擔心這個政策靠不住。要使人有信心，就要做工作，要使他們通過實踐相信『一國兩制』不會變。」「信心問題最終要靠實踐來證明，現在不相信，到一九九七年看到政策不變，他們就會相信，到了二○○○年還是不變，他們就更相信，到二○五○年他們就完全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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