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9-20] 人物：直道而行坎坷路 放大圖片
哲學大師張岱年
文：劉笑敢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
──憶恩師岱年
清華大學原定於五月十五日召開祝賀張岱年先生九十五歲生日的研討會，但不幸岱年先生於四月底離世。就在四月三十日張岱年先生遺體告別儀式後的中午，師母也隨先生離去了。師母與先生同年生，又同年離去，令人不勝驚訝、惋嘆。
六十九歲重登講壇
我們都習慣稱張岱年為先生，人前、人後都是如此，很少稱教授、老師。這是當年北大的特殊習俗。四九年以後，革命同志是最高的稱呼，也變成了最普通的稱呼，而舊時代的知識分子似乎不是革命同志，因此先生就成了他們的保留稱號。
當我們到北大讀書的時候，只有馮友蘭、張岱年這一代的學者被稱為先生，比他們年輕一些的，比如任繼愈、石峻，則尊稱為任公，石公，再年輕的就稱老師，或老張、老李，或直呼其名。後來先生的稱呼漸漸普遍，教授的頭銜似乎更為高貴，但大家對馮、張仍稱先生。所以，先生二字在我心中一直有一種不同尋常的尊敬之意。在海外，先生二字極為普通，但我所稱的先生，仍有一種特殊的敬意。
我們屬於中國的第一批碩士和第一批博士。我的導師一直是張先生。七八年，中國大地雨過天晴，萬物甦醒，生機萌發，我們來到北大，張先生以將近六十九歲高齡重登講壇，為我們講授《中國哲學史方法論》和《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兩門課，另有朱伯昆老師講授《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讀》一課。中國社會科學院任繼愈的研究生也來傍聽。那時沒有教材，也沒有講義，主要是自己作筆記。我的聽課筆記有六七本，保留至今。
這些課程讓我在學術道路上終生受益。到了寫論文的時候，我選擇《莊子》作論文題目，部分原因是知道張先生會親自指導先秦部分的學生。那時馮先生健在，但是第一批研究生導師的名單中沒有他。據說是因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討論時，有一位數學家認為他曾作過江青的批孔顧問，政治表現不好。同樣的情況在決定第一批博士導師的名單時又重複一遍。
「你有位，我有德」
這樣說來張先生的命運似乎比馮先生還順利一些。實際不然。五六年，共產黨宣佈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張先生感到歡欣鼓舞。熊十力曾告誡他要小心，他覺得自己信仰唯物論，擁護社會主義，不會有問題。第二年，黨總支兩名幹部到他家中，說請黨外人士給共產黨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先生倍受感動，認真準備了發言。
他說，「三反」運動的時候，像馮友蘭、潘光旦這樣的教授，檢查三次才過關，未免傷害了知識分子的感情。「肅反」的時候，對王錦第的問題還沒有調查清楚，就先開批判會，這不合適。據說，張先生當年還講過「你有位，我有德」之類的話。三個月以後，張先生變成了批判對象，戴上了所謂「右派分子」的帽子，失去了教書的權利。
後來，先生聽說有的人的右派帽子很快給摘掉了，恰好路上碰見，就上前請教。那位先生說你要經常去找黨總支談話。張先生終於有些明白，也去找黨總支，沒想到，書記見到他竟然脫口而說：「嗨，如果你早點來……」據說，當時黨內已經認定馮先生是大右派，也派人到他家裏徵求意見。馮先生確實提了兩條意見。
第一，清華大學文學院合併到北大來了，但是清華的文科書籍沒有合併過來，這不合理。第二，我的房子太小，書都放不下。這兩條意見實在夠不上政治問題。馮先生躲過一劫，並得到了燕南園一座幽雅的宅院，馮先生命之曰三松堂，並幸運地住到臨終。「文革」中雖然屢遭抄家、批判，但是房子卻沒有動。
「促膝談學」
六二年，張先生的右派帽子給摘掉了，可以參與教學，但是不能發表文章。六六年「文革」一來，摘帽右派還是右派，抄家後被勒令搬到小房間去，先生只好賣掉四輛手推車的書和沙發，書桌，擠進一間半小房子中。我們到北大時，先生已經住進蔚秀園。在三百多英尺的房子裏，相當侷促。先生是一介書生，沒有行政職務，又沒有政協委員之類的榮銜，所以住房條件一直相當差，與他的學術地位、貢獻和資歷完全不相稱。
後來，先生住進了五百多呎的中關園新樓房。兩間向陽的臥室，先生和師母一間，兒子和兒媳一間，先生的書房就在背陰的七八十呎的小房間中。房間中一張寫字檯，兩個書架就佔了大半，剩下的地方只夠一個茶几，兩張椅子。客人一坐下，幾乎與先生膝蓋相摩，不得不「促膝談學」。記者來照相，發現屋子太小，無法取景。
盼啊，盼。二○○一年，先生終於搬進了北大和清華在藍旗營新蓋的院士樓。大家都慶幸，先生總算活到了這一天。這年先生九十二歲。第二年，我和妻子利亞去看望先生，看到先生的住房終於得到了改善，心中稍感欣慰，但沒想到那竟是最後一次見到先生。
學術史的遺憾
張先生在大學期間就喜歡自學，並經常在報紙上發表有關西方哲學、中國哲學和中西文化問題的論文，受到熊十力、金岳霖、馮友蘭等學者的注意，畢業後就受聘到清華大學哲學系任助教，三七年，先生二十八歲即完成成名作《中國哲學大綱》。此書與胡適、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不同，不是按照人物、年代寫下來，而是以哲學問題為經，以哲學家的相關思想為緯，條分縷析，頗見功力。
直到現在，我寫論文或備課時也還經常翻閱。我在寫博士論文時，曾感到自己語言乏味，就特意模仿先生書中的文筆、句式，頓時覺得文字有了些神采。馮先生將此書介紹給商務印書館，次年，日寇入侵，商務遷到香港，已將書稿排版，但因香港淪陷而沒有印刷。五六年，北京商務印書館找到原來排好的紙型，決定付印。但先生突然成為右派分子，只好用「宇同」的筆名少量印刷。此書正式發行已經是八二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歷時將近半個世紀。當春天到來時，先生新作不斷，舊作也受到重視，《張岱年全集》八卷也已經出版。但此時的先生畢竟已是耄耋老人，難以構建鴻篇巨製，實為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大憾事。
先生早年弟子根據與先生的談話，取「直道而行」四字為先生刻一閒章。馮先生說：「此張先生立身之道也，非閒章也。」直道而行路坎坷，或許這就是先生的精神和命運。這樣說似乎有些消沉，卻是心底裏的真實感受，也許是悲慟的時刻心情格外沉重吧。（本文部分內容《亞洲週刊》曾刊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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