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9-20] 工序作產地標準 迎CEPA第二春

■劉展灝　香港鐘錶工業協會主席

　過去一年多CEPA推出實施也出現同樣效應，從珠三角的深圳、廣州到華中的武漢，從上海到北京，紛紛出現了以CEPA為主題的商場，香港產品處於中價水平，設計以及質量又剛好適合內地新興消費群體的需求。以香港企業的規模以及產品類別，並沒有對內地的市場造成衝擊，問題反而出現於以香港為原產地的產品類別不足。

　八月二十七日，商務部副部長安民與財政司司長唐英年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安排」(CEPA)第二階段的協議，除原有三百七十四個香港產品獲得以零關稅進入內地外，再有七百一十三個香港產品進入零關稅名單。

關鍵是產地來源界定

　CEPA第二期零關稅產品名單是香港業界在總結第一期經驗的基礎上向特區以及中央政府提出的，其中一百八十四種產品更為擬在香港生產類別，完全由市場帶動，因此無論在產品數量以及類別方面，都足以令港商更為受惠。但實際效果如何，關鍵還是在於磋商中的產地來源界定上。

　特區政府根據國際通行的普通產地來源證規則，以三種方式界定產品來源，包括主要工序，從價百分比(俗稱產品附加值)以及稅號改變原則。過去八個月的實踐證明，產品附加值的界定方式，在操作上既為業界帶來諸多限制，額外的行政支出，更不足以抵消節省所得的內地關稅。

　以本人從事的鐘錶行業為例，產品的零配件主要依賴進口，如果要製造高增值的產品，由瑞士及日本進口較為高檔及多功能的機芯，更佔去成品價格的三至四成。至少在港進行三成或以上附加值的限制，只會鼓勵業界製造低增值的產品，而這類產品在內地拓展的空間實在非常狹窄，這解釋了為什麼鐘錶界在CEPA第一期實施的首七個月內，只有十八宗的香港原產地申請，而涉及的廠家只有四五家。

核數費困擾業界

　更為困擾業界的是，每種產品申請產地來源證時，均要聘請專業會計師進行獨立核查數目。港商嘗試開發內地市場，每宗申請涉及的產值平均在五萬元左右，節省內地關稅約六千元，而核數費用則由數千元至一萬多元不等，加上涉及公司內部的人手及行政開支，實在是得不償失，更打擊了港商申請的意慾。

　業界已經多次向特區政府，中聯辦及中央政府反映，希望以工序—包括部分產品開發，裝配以及品質檢定，作為界定產品來源的標準，這樣才能真正發揮CEPA的精神以及效益。

CEPA是多贏格局

　涉及貿易運作的人都知道，產品關稅的減免以及市場進入的便利化並不是一場零和遊戲，而是一個多贏格局。很多人談論CEPA，都會引用數據，指香港因此節省了多少關稅，似乎就是建立在中央政府損失的基礎上，實際情況恰恰相反。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平均關稅由二零零一年的百分之十五點三，降至二零零二年的百分之十二，再進一步下降至二零零三年的百分之十一。在零二年及零三年，中國的進口總值分別增加百分之二十一點二及百分之三十九點九。統計顯示，中國每徵收一元的關稅，由此帶動的增值稅及消費稅收入達三點五元，因此中國的整體稅收實際上是因減(關稅稅率)而加。

　更為重要的是，關稅的減免，增加了國際貿易夥伴對中國市場的興趣及投入，帶動了內部經濟活動以及消費，成為推動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一股力量，普通居民也因消費產品的零售價下降以及種類選擇增加而受惠。

　過去一年多CEPA的推出實施也出現同樣效應，從珠三角的深圳廣州到華中的武漢，從上海到北京，紛紛出現了以CEPA為主題的商場，香港產品處於中價水平，設計以及質量又剛好適合內地新興消費群體的需求。以香港企業的規模以及產品的類別，並沒有對內地的市場造成衝擊，問題反而是出現於以香港為原產地的產品類別不足。

體現兩地成本差距下的優勢

　就香港的角度而言，CEPA帶動了港商在本地的投資，如果我們繼續以硬性的產品附加值百分比去界定產品來源，只會窒礙本地以至外國投資者的發展空間。相反，我們以產品開發，裝配以及品質檢定等較高增值的工序去界定，才能真正體現香港與內地成本差距下的優勢，帶動經濟活動以及就業職位的增加。這些工序都是非常實在的，港府很容易根據廠家的申報抽查。廠商也缺乏誘因去弄虛作假，影響本身的聲譽以及進軍內地市場的大計。月前的粵港高層合作會議提出要協助加強港商的研發能力，以工序界定產地來源，實在是一個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CEPA是內地與香港政府為推動兩地經貿融合的產物，期間會經過不斷的摸索以及完善。我們有理由詳細，兩地官員將顧及商界的實際需要以及多贏的合作格局，在即將公佈的香港原產地界定機制上，繼續帶來好消息。（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