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9-27] 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

■王桂生大使　前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首席代表

　20年前的昨天，1984年9月26日，中英草簽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沒有新中國的成立，就沒有獨立自主的新中國外交，更不會有香港的順利回歸。因此，值此國慶前夕，握要地回顧一下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談判的艱難曲折，對於重溫新中國外交55年輝煌歷程，就更有意義。

　在我近40年的外交生涯中，有8年多是與香港回歸直接有關的。從1991年到98年，我先後參與了中英關於香港1994／95年選舉安排問題的17輪談判，中英關於香港交接儀式的談判，以及香港回歸後一段時間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工作。這段外交經歷於我是十分難忘的，也使我對香港充滿了感情。我親眼目睹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我堅信香港的明天會更好。

一、特殊的歷史地位和意義

　十九世紀後半葉，英帝國主義用炮艦外交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和《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三個不平等條約，逼迫清政府將香港島、九龍半島尖端割讓給英國，並把九龍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的大片土地以及附近200多個島嶼租借給英國，為期99年。弱國無外交，這是中華民族的恥辱。

建國前夕決定「暫不收回」

　新中國的成立使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結束了長期受侵略、被壓迫、遭凌辱的歷史。中國歷史邁進新的紀元，中國外交也揭開了新篇章。那時一個敏感而又緊迫的問題是，如何對待英國佔領下的香港，何時收回香港對新中國更為有利。建國前夕，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客觀地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作出了「暫不收回、維持現狀」的決定。這個決策是極具戰略眼光的。「暫不收回」並不意味新中國承認三個不平等條約或放棄香港，而是有更加深遠的考慮；「維持現狀」有利於新中國打破帝國主義的封鎖，使香港成為新中國「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繫的基地」。周總理講的很清楚：香港總有一天我們是要收回的。

　1960年，中國政府總結建國10年以來的經驗，對港澳工作明確提出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針，即對香港的未來要作長期打算，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不採取足以改變香港現狀的政策，同時要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外交戰略服務。香港成為新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繫、保持與西方世界對話關係的「橋樑」和「窗口」。

　七十年代末，國內外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從國內來講，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各個領域的改革開放不斷深化，全國政局穩定，經濟繁榮，從國際上來講，冷戰格局開始打破，不同制度國家之間的矛盾大為緩和，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的主流。1980年1月，鄧小平提出了中國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務，即：加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維護世界和平，實現祖國統一。香港回歸邁出了祖國統一大業的重要一步。

　隨著「九七」日益臨近，對於外國投資者而言，如何處理新界租約是個十分現實的問題。而英國出於保護其在港既得利益的考慮，則一心想通過某種方式延續對香港的統治。坦率地講，英國是極不願意把香港歸還給中國的。但面對一個強大的中國，英國沒有其他選擇。中英就香港問題的談判於1982年提上了議事日程。

鄧公：主權問題「沒有迴旋餘地」

　1982年9月22日，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華，拉開了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談判的序幕。9月24日，鄧小平會見撒切爾夫人。撒切爾夫人堅持「三個條約有效論」的立場，並斷言由中國取代英國的管治，「香港就會崩潰」，就會危及中國「四化」建設。針對這種論調，鄧小平針鋒相對地回答：「關於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迴旋餘地。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現在時機已經成熟了，應該明確肯定：1997年中國將收回香港。就是說，中國要收回的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島、九龍。中國和英國就是在這個前提下來進行談判，商討解決香港問題的方針和辦法。」鄧小平說：「至於說一旦中國宣布1997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發生波動，我的看法是小波動不可避免，如果中英兩國抱著合作的態度來解決這個問題，就能避免大的波動。我還要告訴夫人，中國政府在做出這個決策的時候，各種可能都估計到了。我們還考慮了我們不願意考慮的一個問題，就是如果在15年的過渡時期內香港發生嚴重的波動，怎麼辦？那時，中國政府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的時間和方式另作考慮。如果說宣布要收回香港就會像夫人說的『帶來災難性的影響』，那我們要勇敢地面對這個災難，做出決策。」鄧小平還說：「我們等待了33年，再加上15年，就是48年，我們是在人民充分信賴的基礎確上才能如此長期等待的，如果15年後還不收回，人民就沒有理由信任我們，任何中國政府都應該下野，自動退出政治舞台，沒有別的選擇。」鄧小平鏗鏘有力的表態，迫使英方不得不在中方建議的基礎上同中方就香港問題進行談判。（文中部分插題為編者所加） （四之一•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