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9-29] 講史茶館：「老牛破車」話今昔 放大圖片
謝蔚明
1957年反右派運動前夕，我曾經到北京德勝門外功德林監獄走訪敗軍之將杜聿明、宋希濂。繼我之後，從海外回國的曹聚仁也來到功德林監獄採訪，他比我多訪了黃維、康澤。不久，鋪天蓋地的反右運動展開，政治形勢嚴峻，功德林監獄成了禁區，再也無人訪問。曹先生聽說我先他一步走訪，他寫一稿詩還提起此事稱「謝君」不提名。後來他女兒寫這段往事，可能因為我在反右運動中當上右派，所以從簡處理。
京華故友冰心在
文化大革命，史稱十年浩劫是有道理的。所幸的浩劫終於煙消雲散。一九七八年，鄧小平主政，中國大好形勢近在眼前，我告別北大荒農場，回到安徽省樅陽縣故鄉。4月4日離開北大荒農場，4月8日抵達北京，住好友潘際垌家。7日訪常任俠，承留飯。同日訪聶紺弩，周穎做了炸醬麵招待。4月10日訪王崑崙，承留飯敘談。他從1968年11月起即被四人幫拘捕隔離審查，歷時八年多才得到解脫。他說當時定了三條原則：一、不屈打成招；二、不拉扯別人；三、不自殺。同一天午後，走訪了82歲的新民報創辦人陳銘德夫婦。我在陳宅得到呂德潤電話，約到東四牌樓青海餐廳吃飯，德潤青年時代任《大公報》印緬戰場特派員，後任中央參事室副主任，副部級幹部，晚年因為腿疾走路不方便了。14日應鄧銘德伉儷邀約在他們家吃晚飯。陳夫人廚藝精良，做得一手好菜。15日魯明約我到館子裏見面吃飯，他說越南情況緊張，我大使館代辦已離任，他明天即飛越南收拾局面。他原以重慶《新華日報》記者名義從事情報工作，當過六個國家的大使，現住東交民巷大使樓。我只要到京必與他見面聊天。我們是在南京國共和談時候相識的。
鐮刀一把惹嘆息
4月17日我到了南京，停留三天，繼轉上海，見到老友黃裳，《文匯報》老領導徐鑄成，記者姚芳藻、牛嘉樹，話題圍繞我們這些右派摘掉荊冠問題，都不得要領，我只得再回安徽。跑過省政協、統戰部、公安局安置辦公室，都是一推了之。我有個胞姊在銅陵市，在老姐姐處暫時安身，他看到我帶在身邊有一把鐮刀不知何意，我說在勞改農場種地多年以後，準備務農。她聽罷一聲嘆息。
文化大革命終於結束，中國政局明顯鬆動，我從四川姪兒培原家裏住了幾十天，9月5日折返銅陵，把老好人好友常任俠的介紹信面交他的姪兒常秀峰，受到熱情接待，常秀峰是藝術家，後來去香港定居，不知所終。
一天之隔 相去萬里
毛主席病故，文化大革命劃上句號，四人幫倒台，鄧小平復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舉世矚目。知識分子群體方面的重大事件，一是胡風冤案平反昭雪，再是右派分子摘帽，粗略估計，受惠數百萬人以上。我的體會是，從戴右派帽子又升級為反革命的幾十年中，一直掙扎在死亡線上。我親眼看到有些人沒等到這一天悄然死去，像我這樣大難不死的真是叨天之幸。平反摘帽的措施，體現了鄧小平非凡的魄力。我當時已經年過花甲，當年劃右派是以開除公職論處的，想不到有重返原單位的一天，而且根據中央文件對我實施三恢復：恢復原工作，原級別，原待遇。因為當時施行官本位制，我算副局級，又因建國前夕，在吳玉章（中共五老之一）任華北大學校長時，我在華大是「供給制」學員，取得離休資格。等到開國大典舉行，供給制成了歷史名詞，參加工作的幹部一律拿薪水，一天之隔，相去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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