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0-11] 曾俊華 書中自有烏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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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靜　攝影：符小波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曾俊華去年剛上任時，有記者向他提出莫名其妙的問題：「你接受任命前，是否掙扎過？」他笑說，「我永遠都在掙扎。」

　他掙扎著，離開了曾經充滿個人理想的建築專業，走進政府大樓。那裡，通常不是一處談論個人理想和意願的地方。為官之道，最重要是將施政對象—即市民─—的意見融合，以達「多贏」局面，滿足各方利益。擔當這個「為民請命」多於「為自己請命」的角色，曾俊華是否經歷一場掙扎？

　他讀的書，顯露了點點「掙扎」痕跡。

帶來文字「噪音」

　曾俊華最近看了一本名為《Zakara》的書，作者是《時代周刊》編輯，內容宣揚「自由權利」。記者問他，對這一類書是否特別感興趣？他想了半晌，答不上。「我閱讀範圍很廣泛，連自己都弄不清楚，到底喜歡哪一類？」他建議記者，透過今次訪問、看過他帶來的書，替他找出答案。

　這天，他拿來厚厚一大堆，包括：講理想的城市設計；關於「異見分子」的傳記；一個不和社會妥協的建築師故事……都是文字「噪音」——對政府、社會不公義、不完善的有力批判。

　曾俊華將各書逐本攤開，向記者憶述大學期間，如何瘋狂地購書和看書。他提到短暫的「建築生涯」，建立了滿懷理想，卻又幻滅了。

建築生涯不愉快

　他讀麻省理工建築系時，同學爭相閱讀Ayn Rand的小說《Fountainhead》。故事講述年輕的建築師，面對壞蛋行家對手；和一位迷戀他、卻非要置他於死地不可的女人。周旋兩人之間，主角在荒謬的環境裡，堅持自己的建築信念，闖出生路。

　「這位建築師不與社會妥協，很有理想。小說雖從個人利益出發，但終點在於enlighten(啟發)社會。」曾俊華熱切地說。如此感動，為何現實生活中，棄做一個不卑不亢的建築師？

　「我曾經做過一、兩年，經歷並不愉快。那時候，我負責設計浴室和水管方位。但老闆不欣賞，他們想要俗氣的。我不妥協，所以當不成建築師了。」

沉重歷史　感慨萬千

　1976年曾俊華在美國唸教育碩士，由香港空運了一本厚逾六百多頁的《中國近百年歷史圖集1840-1975》到波士頓。訪問時，他翻開這本陪伴身邊近30年、訴說中國百多年沉重歷史的圖集，感慨萬千。

　揭至人物部分，他指著一名披長髮、粗眉單眼皮男子說，「陳天華，1865年出生。細看這些歷史人物相片，栩栩如生。他們都屬上世紀的人，但似乎並不遙遠。」陳天華留學日本，致力推行變法。失敗後，40歲自殺。

　「為甚麼他們有如此大勇氣？」他撫摸著一張張武昌起義烈士照片。小方塊公仔背後，有無限聯想空間。烈士拋頭顱、灑熱血，帶給曾俊華文字以外的震撼。「我們通常以時間、地方、興衰的角度，去認知歷史。其實我們可以較人性化地看事物。」焦點在於，人如何影響著歷史發展。

　他的震撼，來自真實的臉孔，真實的歷史。

人在「箱」裡不舒適

　他還帶來了《Good City Form》，一本認真研究如何建設烏托邦城市的計劃書。它首先討論，由城市人的活動(如貿易、生產、祭祀等) 衍生出來的各種城市原型。以此為基礎，作者設想出一套理想的城市規劃形式：從活力、觀感、恰當性、方便程度、管理和效率與公義等範疇出發。

　「以一個『箱』型為建築物框架，是香港常見的大廈設計。其實，人在『箱』裡活動不會舒適和方便。」2001年曾俊華當規劃地政局長時，曾提出綜合式市區重建和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等兩個影響香港面貌的重大計劃，可惜短短一年多，他便被調職。曾俊華的理想城市圖畫，還未趕及畫出來。

　《Good City Form》作者Kevin Lynch是曾俊華讀麻省理工的老師。「他整天嚷著不相信有烏托邦。可是，你看至書末最後一個單元『A place, Utopia』，他還是相信這回事。」曾俊華一樣，追尋理想烏托邦。

「教育」是誘導

　建立烏托邦的第一步，會否在於教育？曾俊華作為工商及科技局局長，銳意推動本地創意工業，他說過，「要發展創意工業，教育最基本、最重要。」

　他帶來麻省理工語意學教授Noam Chomsky的傳記《A Life of Dissent》《異見一生》，捧起譯讀了一小段落。「甚麼是教育？教學不是如何教，而是令學生如何有興趣學。」「現今98%的教學時間是教學，而不是刺激學習慾望。」教育是「誘導」，然後讓學生自由發揮。

　作者Chomsky本身是一個響噹噹的激烈政治批評者，抨擊美國所謂「國際警察」政策。他的取向甚至是無政府主義，即反對一切壓迫性的層級制度。「他是一個整天街頭示威的教授。」曾俊華微笑說。

搬書的日子

　曾俊華強調，閱讀對他的影響，是「入了腦，混在一塊」，說不清。

　書本，令他最感實在的時候，是搬屋。

　隨著學業和工作需要，由紐約搬往麻省，由麻省搬往波士頓，由波士頓至麻省、劍橋，再由哈佛至香港，香港至倫敦。「回港後，再搬了四、五次。」書的重量，追隨他不斷改變的人生道路而增加。

　「搬家的時候，書本伴我到處走的感受，特別深刻。」由中學升上大學的那一箱書，演變至後期的幾十箱。「每次搬家，我就猶疑，應該丟棄甚麼書？最後都不捨得。」

　在香港斗室，哪有空間放這麼多書。他將其中一些寄存紐約和New Hamsphere的弟弟家中地庫裡。

　書在越洋那麼遠，還有多少機會拿來看？「是啊，可能永遠再看不到了。但是，你會感到很開心，自己的書還存在。」曾俊華和這些書各自建立了關係，不是說斷就斷。

　這種踏實感覺，解釋了為何沉甸甸的書，明明是負累，他還是放不下。「John Lennon(約翰．連儂，披頭四成員之一）說過，任何pocession（擁有）都是負累。」負累，已非僅重量。

　書的存在，不只是肉眼所看到的方體。腦裡看不見的知識，擺在眼前，人也就感到自己的存在。這種擁有，最心滿意足。

一把百合匙

　和曾俊華局長傾談的辦公室小廳，一處充滿「氣質」的角落。桌面鋪著一幅長形泰國手織布，粉紅線和白貝殼，交叉散在深藍布上。牆壁掛著兩幅「寧靜」的畫，左邊的，叫「A Key to Many Doors」(通向不同門戶的鑰匙)。

　能夠手執一把可打開不同門戶的百合匙，正是市民對政府高官的最大期望。盼他擁有通才知識，能在不同部門和管理階層，都令人心悅誠服；盼他能平衡、配合社會不同方面發展，盡量令每一位生活在門戶裡的人，滿足寫意。

　曾俊華以「猛料」學歷見稱：建築系學士，及教育學和公共行政學碩士。他曾當貿易署助理署長、香港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處長、海關關長、規劃地政局長。他掌握了這條鑰匙嗎？

看書純粹好奇

　那幅畫，不見門，只見匙，它站立洞穴裡。究竟有沒有門？不得而知。閱讀對他的官場事業來說，是否有用武之地？也非曾俊華關心的「議程」。

　他帶來的書，涉及建築、城市設計、經濟學、語言學、純文學、普及文化……範圍天南地北。他愛看，純粹因為該書是「good story」(故事吸引)，「interesting」(有趣)，「well written」(文筆好)。

　曾俊華當年任規劃地政局長，為了工作而閱讀相關書籍「充」料，他說，都是出於好奇。

　「書的內容，儲存我腦海裡，混和一起了。」書到用時，就順理成章地湧現。曾俊華捧著書，左看右看；話題似乎雜亂無章。其實，這顆看雜書的「花心」，正豐富了、通達了作為高官的「才」。他不但「通」任不同官位，更貫「通」不同知識，培養一個「通」盤視野。

　赫然發現，眼前他戴著的袖口鈕，是兩把鑰匙，分別扣在左右袖口，閃閃發亮。

後記

　「我不能在某一本書裡，找尋對我影響至深的句子。我也不相信有如此精句。或者，應該是反過來說，可以找一貼切的句子，為我的改變作終結。」曾俊華說。

　若要替他作閱讀總結，那麼，他愛讀的，正是那些崇尚「自由權利」、「不輕易與社會妥協」、嚮往「拋頭顱、灑熱血」。還有，追尋「烏托邦」境界……。

曾俊華帶來的其他書：《Thread of the Silkworm》

　作者費時三年，向美國國防相關單位蒐集資料，親訪多位曾經與錢學森共事過的同事、師長、學生、鄰居、朋友及兒子，以抽絲剝繭的方式，述說中國火箭之父錢學森詭譎多變的一生。他奮力投入研究的精神、被美國誤解的曲折過程，為推動中國飛彈、航太科技全力以赴的努力。

　作者：張純如

　出版社：Harper Collins

《賣桔者言》

　張五常教授的研究，找出種種例子，進一步說明，如要經濟繁榮，產權的界定必不可少，而交易費用盡可能減少。即使在號稱私產制度的香港，在生產費用外還要付出市場訊息、討價還價、合約形成等一筆可觀的交易費用；在社會主義社會，交易費用就更驚人了。

　曾俊華認為此書將經濟學理論有趣地闡述。

　作者：張五常

　出版社：信報

《蟬》

　內容敘述年輕人對生與死的困惑，對同性異性情感的懵懂不安，對現實社會不滿的吶喊，還有好朋友死亡帶來的震撼悲傷……情節緊湊、充滿張力的校園故事。林懷民鮮活地描寫了三十年前西門町的一群年輕人。

　林懷民了解年輕人在喧囂都市中聽到蟬鳴的悸動、了解他們在漆黑的舞廳中撈取墮落的苦悶……，描述男女混雜、龍蛇難分的歡樂場合中，作者毫不保留地把那一代年輕人的生活形態公諸於世，既不誇張，也不粉飾。

　作者：林懷民

　出版社：INK

《愛恨香港101個理由》

　愛恨某一個人、一個地方，重點並不在理由。但為了與所有香港人分享這份出自娘胎的愛恨，唯有列出大家，包括曾俊華，也有所共鳴的香港Icons——「蛋撻」、「白飯魚」、「粵語長片戲票」——我們覺得屬於香港地道的文化標籤。眾多文化人，每個人一張口，從101個的感覺、記憶，拼湊香港面孔。

　主編：李照興

　出版社：文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