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0-14] 保障民生宜按市場規律行事
■林健鋒 自由黨立法會議員
關注勞工階層的權益固然重要，但發展經濟、保障民生必須按市場規律辦事。外國已有不少失敗的教訓，在香港失業率仍然高企的情況下，在經濟剛剛復甦的時候，作者認為立法制定「最高工時、最低工資」有弊無利。
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很多時我們都會要求向國際標準看齊。但正因為這樣，我們更應小心參詳外國的例子，以免重蹈人家失敗的經驗。
外國已有失敗教訓
為僱員立法制定「最高工時」，表面看似是保障打工仔的權益，但有關法例往往對實施的國家或地區的經濟造成不少障礙，影響經濟發展，最終受害者，只會是我們最想保護的勞工階層。
以德國為例，他們在1952年已實施「最低勞動條例法」，對勞工的工作時間，有非常嚴格的規管；1994年，再通過了新的工時法，明確規定工人每日工作8小時，每周48小時的工時制度。但在僱主和僱員可相互協定下，當地大部分企業都以35小時為最高工時。
經濟增長失業率仍高企
究竟這條法例對德國帶來甚麼影響呢？今年9月，跨國公司Ernst and Young就曾對作為德國龍頭工業的汽車製造業作過一項調查，發現當地近年的經濟增長，竟無助降低高企的失業率。今年7月，德國公佈失業率，為10.5%，失業人數高達436萬人，即每10人中，就有1人失業。這個數字，不可謂不驚人吧。調查更發現，接受訪問的200間德國汽車零件配件企業中，接近一半的企業，已在國外投資設廠，其中三分之二，已在東歐開設生產線，其餘的三分之一，選擇了在中國開廠。
為何會出現這個情形呢？歸根究底，正是德國工資和工時的限制，比東歐嚴厲得多，令到企業透不過氣來，為求生存，唯有向外遷移。根據德國的金屬工會剛在上個月公開承認，從事汽車業的77萬工人中，有三分之一，即約25萬工人，正面臨因工序東移，而失業或開工不足的問題。
歐洲另一個國家法國，雖然沒有全國性的最低工資，但就在四年前，訂立了最高工時的法例，規定僱員每周工作時間不得超過35小時。該國的失業率幾多呢？答案是10.4%。
勞資雙方均對法例存疑
德國、法國的高企失業率，已令勞資雙方對有關法例成效的存疑。兩國在經歷博世（Bosch）及西門子擬將工廠遷往東歐之後，員工已同意在工資不變的情形下，延長工時，以保「飯碗」。目前兩國的工商界，更醞釀撤銷最高工時法，以提高競爭力。法國有民調發現，90%的被訪者支持在工作時間上，有更多選擇，包括容許員工與僱主自行協商延長工時，由此可見，有關法例實在已不合時宜。
再多看一個例子，日本的經濟學者就指出，當地過去長達十年的經濟不景，主要原因亦與最高工時有關。由八十年代至今，員工每周工作時間由44小時，一直下調至目前的38小時；而該國的GDP亦自1988年開始，不停下滑，令勞資均吃盡不少苦頭。
應按市場規律辦事
勞工界倡議最高工時，是一廂情願的以為，只要員工將工作時間縮短，僱主就得要另聘人手去完成未完的工作，因此，就可以有更多人就業。但這種邏輯，早已被經濟學者所否定。因為現實世界裡，市場定律並不是一加一等於二這麼簡單的。最高工時的制定，不單破壞自由經濟的意義，更削弱了僱主與僱員之間，自由締結勞工合約的權力，令生產成本上升，失業問題更趨嚴重。
作為商界的立法會代表，我深明優良的營商環境的重要性，這包括政策的靈活和彈性；但僵化的法例，只會窒礙發展，難以配合變化多端的市場，進一步削弱香港的競爭力。事實上，制定了有關的法例，定必加重企業成本，後果會有三種：（一）一般生產商會將成本轉移到消費者身上，市民是否願意買貴𣾀呢；（二）成本太高，又不能轉嫁到消費者的話，會選擇將工廠外遷，工人又失去工作；（三）商人負擔不了，最壞的結果是：結業。這樣，勞資雙方都受害。（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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