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2-29] 從現代和前現代之別看領匯上市失蹄

■洪清田　資深評論員

　領匯上市失蹄，一個綜援老婆婆一人頂得住把千億資金和幾百億資產，十多個「反對一切」的政經業餘人物扳倒幾百個年薪以千百萬計的官員和專業人士。香港的社會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以至更根本的香港法治，經此一役，付出什麼代價，得回什麼？是受創或更健壯？

　這些經驗需要好好總結，取長補短。從這些總結到的經驗引伸下去，還可以進入香港管治的問題，以及從香港進入百年計的中西文化交流、衝突和融會的歷史場景，從這場審視中國現代化的歷程和香港的功能和位置，以及這些功能和位置的代價和回報。

　近百多年的中國，沒有像印度淪為全殖民地，但淪為半殖民地的半資本主義、半封建國度，幾代志士仁人前仆後繼，上下求索，都在求救亡良方。救亡刻不容緩，每次只有一次機會，每次都一定只可成功、不可失敗，所以掌握到救亡權力的人都希望畢其功於一役，在自己有生之年把中國推進現代社會，甚而再進一步超越現今人類的歷史階段，由中國為人類締造新的社會形態和制度，帶領人類進入新的歷史階段，實現人類千百年來的共同理想，為人類作更大的貢獻。

　這樣由救亡引發的超前意識，和中國幾千年來的大同理想一脈相承，蘊藏無限的文化資源和道德力量，這些資源和力量可以轉化為現實的政治、軍事、經濟和知識資源和力量，中國不亡於西洋，不亡於東洋，一大原由就是幾千年的文化資源和道德力量轉化為現實的政治、軍事、經濟和知識資源和力量。

　用這坐標和角度，從這觀點和標準出發，一個綜援老婆婆一人破壞幾百億資產的上市大計，十多個「反對一切」的政經業餘人物敗幾百個年薪以千百萬計的官員和專業人士，領匯上不了市，五十多萬人應賺到的幾十億賺不到，綜援老婆婆和十多個「反對一切」的搞事分子肯定是破壞王，不顧總體利益的人民公敵。香港的社會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以至更根本的香港法治，受創慘重。

　這是傳統「前現代社會」的古典秩序觀和管治觀，和「現代社會」和「後現代社會」的多元開放、自由互動的秩序觀和管治觀，相距千百年。

　在「前現代社會」的古典秩序觀和管治觀裡，組織機構、社會國家的總體性（Holism）和完整性（Coherence）等同全體利益，世界由權力由上而下以唯上唯權唯親的戰鬥鐵律論述，行動由權力由上而下以唯上唯權唯親的本能反應指令，不准挑戰和質疑。個別事件等於組織機構、社會國家的總體性和完整性，組織機構、社會國家的總體性和完整性等同全民的總體利益。個別事件中挑戰、質疑和破壞組織機構、社會國家的總體性和完整性，等於挑戰、質疑和破壞全民的總體利益。

　現代和前現代之別，是「現代社會」和「後現代社會」性格解放，以個人為實體（Individualism/Individuality），知識、經濟活動和權力由一小撮貴族精英向更多平民百姓開放，由他們直接介入生活實踐，人人自由冒險犯難，挑戰、質疑和破壞現實中內內外外的現狀（Status quo），突破和超越，從而趨近現階段人類可及的事物客觀性（Objectivity）。組織機構、社會國家的功能，維持人人自由冒險犯難，挑戰、質疑、破壞、突破和超越的秩序，把社會活動開放給更多的人參與，人人機會均等。

　現代社會，更多的人參與知識、經濟和權力活動，造成更大的動盪，大起大落，大成大敗。所以，現代社會和後現代社會的多元開放、自由互動的秩序觀和管治觀，不可能是任何個人、組織機構或社會國家可以指揮或控制的。怎樣在無可能指揮或控制中維持秩序，是對任何政府和當權者史無前例的挑戰。

　在無可能指揮或控制中，隱約是一種理性客觀體（Rationality-Objectivity）在運作，但它本身也是備受挑戰、質疑、破壞、突破和超越。它不像民主投票，不計多少人，只計原理規律和邏輯，一人也可以對千萬人。這次挑戰領匯的老婆婆，正扮演了這個角色，逼有關的組織機構、社會國家完善本身的總體性和完整性。一次事件的損失，香港贏回一個制體性（Institutional）的總體性和完整性。(本欄每周三刊出)（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