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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佩瓊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內地在發展及開放服務貿易方面採取與製造業截然不同的策略，主要是培植以國企為主的寡頭壟斷市場；在引進外資方面則強調世界級的大企業。香港與內地在服務業的經濟協作是上述策略的受害者。「CEPA」有關服務業的開放是矯正上述政策的一小步，但成效微乎其微。特區政府如何向中央爭取有利「政策」及鼓勵內地企業加強利用香港的優勢，亦付諸闕如。
我在本專欄提請國家在制定《十一五》計劃時把香港定位為中國的《境外國際金融中心》。我亦指出中央政府應該根據香港和澳門經濟在歷史、規模和結構的情況、按照兩者不同的定位給予不同的政策及評估。新年時與一位經濟學者的傾談中，他也認同我的看法：香港的政府官員不懂得向中央要「政策」！
如何保住香港國際大都會地位
曾經有人認為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應該與內地保持距離、以免把香港變成中國內地眾多城市之一；香港要成為面對國際的大都會。香港回歸七年多，大家已經深切體會到，香港如果不能為中國經濟提供服務，國際性經濟往來及活動就會失去依靠，其國際大都會的地位也會不保。問題是怎樣的經濟政策才能在加強協作，有助中國的經濟改革及發展、又能在維持「一國兩制」下發揮香港的作用呢？
反觀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最成功的經濟發展無不靠中央給予政策下達致的。深圳特區便是第一個政策受惠者。在八十年代初建立的經濟特區，初期確是以「內引外聯」開發出來的，其後二十年深圳及珠三角的經濟發展、主要依靠的是「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當改革開放向沿海、沿江、沿邊推進，所靠的不同中央政府財政上的支持，而是給予「政策」。「政策」的重點是「下放權力」，讓地方按照市場優勢發展起來。地方享受的權力主要有地方經濟規劃及發展權、地方政府財政支配權、外資外貿的審批權、經營權等。對於在計劃經濟下享受這些「政策」的地方來說是優惠待遇。但是、這個鄧小平「讓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策略性主張在惠及面不斷擴大的情況下、最後是帶領全國經濟走向競爭性的市場。
優惠政策須有利走向市場競爭
香港一向就奉行市場經濟，似乎與內地省市的經驗很不同。可是，由於中國經濟仍有很多非市場的干預及限制，競爭性市場仍有待建立起來。從過去二十多年的經驗，我們可以看到通過開放政策，特別是引進香港為主的外資發展製造業，為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提供了條件及引導，而今日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的大工廠！給予港商的各種優惠政策亦成為共同享用的市場經濟規則。因此、優惠政策只要是走向市場競爭便是可接受的。在世界貿易自由化的過程中、容許組成自由貿易區也是基於這個原則。
可是，內地在發展及開放服務貿易方面卻採取與製造業截然不同的策略。在改革策略上，主要是培植以國企為主的寡頭壟斷市場；在引進外資方面、則強調世界級的大企業。這方面是對外資企業的規模要求、經營歷史及業績等很高的市場准入門檻提高。在這引進策略的簡單動機是減慢開放的步伐，以保護本國企業。加上地方官員以引進大企業、大額資金為表現指標。另一方面、很多人假設小企業是沒有經濟效率的、甚至是風險很大的。這種分析的主要根源是不相信市場競爭的力量。更大的危險是把中國的服務業帶往非競爭性市場結構。
肯定香港定位要積極推動
香港與內地在服務業的經濟協作是上述策略的受害者。香港的政策取向經過多年的摸索，終於定位為「國際金融中心、物流中心、信息中心及旅遊中心」。如果我們已經肯定這些定位，就要積極推動，要向中央政府解釋、取得認許及政策支持。而中央的政策基本上把香港的服務業摒諸度外，「CEPA」有關服務業的開放是矯正上述政策的一小步。可是，「CEPA」實施一年以來，對香港與內地的貿易額帶動只有百分之五，在服務企業及專業人士的引進只有幾百宗。這個成績相對於香港的龐大經濟體系影響微乎其微！我們不能期待在目前服務業開放的策略下有很大的突破。也不能期待香港的經濟結構能向「四個中心」成功轉型。
當香港提出發展為「四個中心」的定位後，特區政府除了按照過去的做法投資於有關基建外，也不大能在任何地方（包括政府網頁）再見到有關那幾個中心的信息。
至於如何讓內地（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及民間宣傳）提供具體政策及信息，向中央爭取有利「政策」及鼓勵內地企業加強利用香港的優勢，則付諸闕如。
特首即將發表新的施政報告，其實不需要很多宏偉的新主意，而是把大家接受的定位及政策繼續作有效的推動。而更重要的是取得中央的支持，把香港的發展包括在國民經濟發展規劃之內，給予政策上的認可及支持。(本欄每周三刊出) （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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