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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啟昌 香港灣仔區各界協會主席
立法會因所謂民主派議員破壞制度，強行要默哀而導致流會，所謂民主派人士說這是一場「良知與規則」之戰，如果這個觀點得到市民認同的話，實非香港之福，而筆者認為這場「良知與規則」之戰，就是表示良知是可以凌駕法律，人治社會是被認同的，此例一開，對日後的政制發展必然禍延無窮。
任何的社會／組織都受到制度同法律的保護，制度和法律是一種「預先約定」（pre-commitment），就如每一個團體都預先建立自己的規章，任何一個人要參加該團體，就要尊重及信守這個團體的規章，「預先約定」就是維護大家的自由，讓大家在既定的秩序之下，自由地選擇自己的生活，當然隨著時代的進步，制度規章是可以更改的，但必須要經過一定的程序之下才可以更改，試想想，一個制度隨時可以朝令夕改的話，這個便不是「制度」了。
今次所謂民主派議員明知故犯，立法會主席已裁定此舉在立法會不適當，如所謂民主派議員不滿主席的裁決是可按「議事規則」去上訴，最後更可以彈核「主席裁決」，這個上訴程序就是大家預先設定的制度。但觀乎今次立法會的默哀鬧劇，就是一場完全「破壞制度」的一個示範：用所謂良知壓倒規則，只要他們覺得對，就可以無視規則，究竟這是人治還是法治？法治社會是香港一向引以為傲的其中一項制度，今次「良知與規則」的說法，實在是對將法治常掛在口邊的所謂民主派議員一種諷剌。（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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