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2-07] 鄭樹森 千里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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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洪永起

　向來低調的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院院長鄭樹森，爽快答應本報的訪問，談起他如何與書結緣，並率先介紹許多華文世界尚是陌生的國際文壇作家，與為華文讀者打開國際文壇窗戶的經過。

　記者靜靜地聽著，想像著他口中那個「資訊匱乏」的年代，加西亞馬奎斯、巴加斯略薩、大江健三郎等當時無人認識的名字，怎樣飄洋過海，進入華文世界。

濃霧外的混沌世界

　訪問那天，天陰，多霧，整座大學都被濃霧罩住，6呎之外，便是一個混沌的世界。

　「濃霧把窗外的景色都掩住了，能見度大約只有6呎。」鄭樹森看見記者，首先說的是這麼的一句話。他習慣了向外看。

　「沒有刻意去找一些甚麼冷門的作家。」鄭樹森說。「那個年代的資訊太缺乏了，書少，雜誌少，使你要想辦法去找。」淡淡的一句，便概括鄭樹森多年來的閱讀習慣。

　他坐在椅子上，沒有很多動作，只偶爾比劃著，感覺上是個很靜的人。「想辦法去找」五個字，卻是一個個尋寶探險般的故事。

　「從前是資訊匱乏的年代，很狹窄跟非常英語化的時期。那時候我們需要加倍努力適應世界文壇的變化。」鄭樹森說，出於好奇心，他往往在聽到某些名字後，便牢牢記住，然後便是用盡各種方法去找更多的資料。一次次偶然的機會，使他接觸到許多當時尚算冷僻罕見的作家。

在澳洲尋到印尼作品

　「20年前，一位朋友問我，有沒有聽說過印尼一個很重要的作家，被美國人支持的印尼獨裁政府關進牢裡了。我說沒有，他就很奇怪，怎麼亞洲人反而不知道這個人這麼重要嗎？」那個作家，名字叫做杜爾（Toer）。

　他的好奇心既被勾起，便開始找杜爾的作品。然而全美國只有康奈爾大學有教印尼文。「後來，我問一個做政治學的教授，他說全世界研究印尼最肯下工本的是澳洲。他說，你要找這種資料，要到澳洲，就一定可以找得到。」

　「有了這個線索後，我就去找一個在澳洲大學當圖書館主任的朋友，果然，澳洲曾經有外交官翻譯過杜爾的作品，但那是澳洲自己出的英譯本，不能在澳洲之外的地方賣到。」這麼一段千里尋書的經歷，在今天看來，可能會叫人感到驚訝。

　現在只要上網，基本上甚麼資料都可以找得到，甚至可以在網上訂購有關作家的作品。然而在20年前，只能不停地請教別人，託他人代為尋找。

　不能說常人沒有機會有這樣的經歷，只是能有這麼大的好奇心與決心去千里追尋的，大抵不多。

　「像曾經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埃及作家馬哈福玆（Najib Mahafuz），也是聽一個外國朋友提起的。」他說起另一個故事。「我的一位法國朋友在回巴黎度假時，看到馬哈福玆作品的法譯本。他說隨手看了一部分，好像不錯呀，這個作家在巴黎很紅哦。可是我從來沒有接觸過嘛，也不曉得，就決定去找。」

　這麼的一個決定，把鄭樹森的視線拉到非洲。「很意外地發現，在埃及有一個叫做開羅美國大學的出版社有出這個作家的英文作品。可是那個時候，買書真是痛苦呀。」遠在非洲的作品，叫大洋彼岸的鄭樹森只能望洋興嘆。

　「還好我發現我們學校有個中東的研究生，好像是黎巴嫩來的，我就託他，說你回家度假時幫我買書。雖然我不是他的導師，但總算也是半個老師。」鄭樹森微笑著，學生說了句「好」，書就這樣買回來。雖然要大費周章，卻自有一種閱讀的樂趣。

　「那個時候你真的要到處去翻去找，整天就像尋寶似的。但因為是你自己上天下地找回來的，因此就特別珍惜。」他說，臉上盡是滿足之情。

看名作家專挑冷門作

　這麼尋寶般地翻，早在他年紀尚輕時便已是如此。「記得讀高中時，還去找各種不同的刊物讀，甚至找到一本當時德國領事館，在亞洲地區介紹德國當代文化、文學、社會等的英文刊物，隔月出版的。我第一次接觸到德國戰後的第一批作家，如格拉斯等人，便是從這本刊物開始的。」

　而大江健三郎，則是他在二手書店找到的《長春藤》雜誌首先接觸到其英譯本的：「覺得眼前一亮，驚為天人。」後來，他促成了大江健三郎的第一本中譯本，那便是《傾聽雨樹的女人們》。

　他翻來翻去的習慣，甚至蔓延到語文書：「記得企鵝出版社在1960年代，曾出了一套西班牙文與英文對照的書，選了一些西班牙文的當代作品。人家是買來學西班牙文的，但我把他當作短篇小說的英譯本來看。加西亞馬奎斯與秘魯的巴加斯略薩，都是這樣看回來的。」

　還有卡夫卡、卡繆、普魯斯特等人的作品：「聽過這些作家很有名，只是為甚麼有名就不知道，但是一看到他們的名字便抱回家去。」不管是專賣英文書的Hong Kong Book Centre，還是二手書店，每次都抱了一大堆回家。

　「這樣就不免要誤中副車了。」他說。別人看這些作家的作品，都是挑代表作，他卻因緣際會下，首先接觸了冷門的作品，如看的第一本卡夫卡作品，是《美國》，卡繆的則是短篇集。「普魯斯特更冷門，是他的一部初作，寫在《追憶逝水年華》之前的一個七、八百頁的嘗試性作品。」

　然而，開卷總是有益的，鄭樹森失笑地說：「後來跟同學聊起來，發現有時我看過的他們沒看過，因為冷門嘛。」現在回頭看，誤中副車也就無所謂了，「看了也沒有損失。」

由搜尋到選擇

　「我有個壞習慣，就是每天該看的東西，定要把它看完。」鄭樹森說，慨嘆著歲月的不饒人：「以前我真的很能撐，看書看到天亮，然後七點鐘起床都可以，現在都不行了，一到中午就整個人要垮了。」

　他斜靠在椅背上，說起往事：「以前參與《文學季刊》或《現代文學》工作時，習慣了閱讀，白天也看，晚上也在看，因為要抓緊社會的脈搏嘛。」報紙、雜誌、新書等，不看完的話就會睡不著覺。

　他細數起來：「現在每天要看的是《紐約時報》、《亞洲華爾街日報》；周刊有《時代周刊》（英文版）、《新聞周刊》（英文版）、《亞洲周刊》、台灣的《新新聞》、《讀書人周刊》、《開卷》、中國的《新周刊》；雙周刊的《紐約評論》（New York Review）、《倫敦評論》（London Review）、《看電影》；月刊的有《印刻》、《讀書》、《萬象》、《芙蓉》……」不需要借助指頭，鄭樹森已吐出一連串的名字。

　「現在是資訊爆炸的年代，也是時間壓榨的年代。」他說，搖著頭，「記得1977年回香港中文大學教書時，《紐約評論》還不接受海外訂戶，想看也沒得看。現在不但能訂，而且價錢也很便宜。覺得每天都能看，捨不得不看呀。」鄭樹森說，時代的進步，使以前在香港只能看本地的報章雜誌，變成如今世界各地的都能看得到。

　「現在要看外地的報紙，上網便看得到。如果你要看『原汁原味』的，下午也給你送來了。兩點多《中國時報》來了，《聯合報》也來了；五六點的時候上海的《新聯晚報》也到了；再晚點，《北京青年報》也送過來了。這麼的一種方便，是我們以前享受不到的。」

　因此現在閱讀的壓力非常大，大家都把時間壓縮得很厲害。即使是不閱讀便無法入睡的鄭樹森，不少以前一直在看的雜誌，因為時間關係而不得不放棄：「像法國《世界報》、《朝日新聞》等每周一次的讀書周刊。」

　雖然時間壓縮得緊，資訊卻來得越來越容易，像鄭樹森以前那樣扭盡六壬去找作家資料的年代已經過去了。「你隨便在網上一搜索，便有一大堆的資料出來。」資訊來得太容易，面對的已經不是如何取得資料的問題，而是如何選取的問題。

　「現在作品非常多，每個都說自己得了甚麼甚麼獎，可是全世界的獎多得很，而且得了獎也不代表甚麼。今天是物質豐富，資訊氾濫，出版業也發達，怎麼挑選就真的要斟酌一下。」鄭樹森把這比喻為一個豐富的大餐。

　「可以看的東西太多了，而且都是自助形式隨你吃，那你更要小心一點，想想你的先後次序是甚麼。可以稍稍把你有限的生命，跟有限的時間作配合。」現在，己經不是有沒有東西看的年代，而是要看些甚麼的年代了。

　鄭樹森說：「有時候我也懷疑，我們還寫那麼多東西幹嘛呢？現在都已經有一大堆東西來不及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