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4-06] 賈樟柯開放《世界》 放大圖片
文：黃 靜
電影裡，令人回味的長鏡頭：租來的破陋房子，從外省來的三陪女郎，病榻，人坐在床上。後方透進陽光，旁邊是一個細意探望她的小偷。「給你唱歌好不好？」她落寞地唱起王菲的《天空》。然後，她央求他也為她唱一首。從不引吭的小偷推卻良久，最後惟有把身上火匣子打開，在她耳邊播出貝多芬的《獻給愛麗絲》。
這一個平敘、低迴的鏡頭，把中國現今的文化、時代描述得簡潔準確。
它來自內地年輕導演賈樟柯的第一部長片《小武》（1998），電影為他揚名柏林、溫哥華、釜山等地影展。這個山西小縣城的故事，還有後來第二個、第三個的小縣城故事《站台》和《任逍遙》，令來自山西汾陽的賈樟柯，轉了大半個地球，走進了世界。
近日他奔走內地十多個城市，為第四部電影《世界》揭盅，其中一站來到香港。《世界》今天在香港首映，記者與他談到他在電影王國建立的獨立世界。
賈樟柯與很多拿下國際獎的內地導演一樣，「通行國外、卻流亡國內」——影片要偷偷地拍，沒有公映機會；只有翻版帶，內地觀眾才看到他們的片子。「所以，很多導演感謝盜版。」他說。
賈樟柯彷彿和內地開放電影產業的步伐建立默契，《世界》終能在內地公映，「流亡」生涯總算結束，他的御用女演員在內地走紅了；《世界》的命運，也不再如《小武》般艱苦，其拷貝因經歷無數次「地下」放映，由彩色褪至黑白。
現代化生活空降而至
常往外地影展跑、拿著各地製作資金的賈樟柯，覺得現刻跟中國的世界最接近。「我生活在北京，二千年起，北京的節奏突然變得特別快，到處變成工地；時間不分，季節不明；時和空都在壓縮。訊息量太大了，包括朋友、新的東西、對物質的慾望與沒有慾望……人們如捲入漩渦。」
內地現代城市，十年內空降而成。「只要速度快，才能完成現代化。」快的成本，是由農村漂移到城市的民工所付出。「原本禁錮土地上的人，自由尋找自己生活，都湧往豐富物質資源的城市去。」
賈樟柯何嘗不是如此？出生山西小縣城，終日遊手好閒，過著小混混日子。到20歲了，忽然想起要向外闖看看世界。到太原學習美術、電影，然後，連續拍攝三部山西的故事，在世界闖出名堂，終於「捲入漩渦」了。
作個有距離的觀察者
新作《世界》中的世界，內地大城市表面上物質極度現代化，但落差出現了，人文精神遠遠落後物質層次。
「這種生活模式，我沒法擺脫。拍電影、寫作是唯一抽身的方法。」賈樟柯說，他以前只可以寫詩；現在電影不再是官方意識形態工具後，就可以拍電影，表現個人世界觀。
「政治家不關心的問題，藝術家應該去關心。」他相信藝術有引發公眾討論氛圍的力量。
他的藝術語言和社會紀錄相融合。不同時代的流行曲，例如王菲的《天空》，這種大眾文化符號，他可以組成個人詩篇的段落。
他身在其中，但希望當一個保持距離的觀察者，而不是憤怒的記錄者。他點出某種社會氣氛和價值，並非想反抗，也不能反；而是希望人們走出對時代、對環境所給予的局限。
用DV來打磨感覺
賈樟柯第三部影片《任逍遙》裡，原有一段來自真實個案：打劫青年被抓，監獄中寫信給媽媽，不知該如何落筆，就抄下了流行曲《任逍遙》的歌詞。「我最後將這一段剪走了；本是現實的東西，放進去，拍出來的效果，倒如導演杜撰了。」他覺得，超現實就是中國的現實。所以，他的電影世界，反而避免建立異想天開的空間情態。
在《站台》裡，歌舞團員張軍剛離縣城浪跡天涯，他望向遠山，鏡頭沿視線拉過去，竟落在遠處一個微小人影身上。賈樟柯時而細緻、時而鬆散的電影語言，道出人和時代間的灰色區域，開放給觀眾寬闊的分析、想像空間。
賈樟柯的電影，很像紀錄片。「寫劇本時，我不自覺地寫下許多人物，自然沒有情節性。目前，內地極度專制和極度自由混合而一的時代中，我害怕感人情節將事情簡單化。譬如，《站台》若只有礦工簽生死狀的段落，可以自成完整故事；但是，多元的、豐富的現實就此湮沒掉，變作殘酷的、有深度欠廣度的現實。」
他自稱「電影民工」，一個來自民間導演。然而，當物質生活改善了，就容易丟掉舊有生活。在國際上擁有一定位置的賈樟柯，得到更多資金，也見他的作品更具規模。他如何在改善了的創作環境中，跟之前的民間作品不會產生太大的斷裂？
「我仍有一種感情的歸屬感。我嘗過飢餓，極度恐懼這種感覺重現，它成為我創作的靈感。」他說。
為了確保感受不消褪，同時不允許自己與世界疏離，賈樟柯有一個習慣，就是每拍一部故事長片，就接著拍一部紀錄短片，紀錄片「為我保持觀察人和事的敏感。」他說。拿著DV，擺脫電影工業帶來的束縛，輕盈投入現實空間。
敘事與自言自語
他計劃拍一套約90分鐘的紀錄片《靜物》，記錄一群沒跑去城市、留在山西村莊生活的人物。「我打算在一個半月內完成它。因為，我選擇了短促地、捕捉時代的轉變。」猶如拍照般，將標誌性的瞬間凝定，發揮無限空間感的敘事力量。
賈樟柯緊挨著影視科技躍進的步伐，四年前製作的紀錄片和《世界》一片，都是DV作品。操作簡便的拍攝器材，正如賈樟柯所言，衍生了業餘拍攝精神，卻也不知不覺間，成為人們自言自語的工具。但它在賈樟柯手中，充滿透析力。
「我對自己的影片很有信心。它不會在電影院只放映一個月，就從此消失。」
後記
在歐、美、日本，一向以來，都有很豐富的影像生活，「有很多美術館，也習慣拍攝記錄自己的東西。」現在，賈樟柯看到影像也滲透進內地人的生活了，每個人不需要研讀電影、不需要燈光師和美術指導，完全憑藉業餘精神拍下的私人影像，「也說不定會變成未來的公共記憶。」
因為他抱持這種想法，所以即使他拿起DV、甚至是最新攝錄技術HD-DV來製作電影時，心態也並不隨意。他說：「我的作品，「舞台」是共通元素—《站台》裡的舞台，由表演樣板戲至搖滾；《任逍遙》的舞台則用作推銷酒品；到了《世界》，舞台上舉行的則是模仿米蘭的時裝騷。」
至今，賈樟柯四部長片裡的共通元素、重複出現的人物、延續的人生，積累、發展成賈樟柯的中國—一個個人記憶與抽離觀察混合而成的獨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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