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4-14] 劃時代盛會 跨世紀強音
——萬隆會議的歷史影響與現實意義
熊光楷 (中國國際戰略學會會長)
萬隆會議至今已歷半個世紀，冷戰格局早已瓦解，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趨勢在曲折中發展，但世界向何處去仍是當今時代需要回答的重大課題。中國所處的國際和周邊環境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對我們堅持和平發展道路總體上是有利的，但我們也還面臨不少風險和挑戰。萬隆會議的成果，對我們仍有著現實的啟迪和重要的意義。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29個亞非國家在印度尼西亞歷史名城萬隆舉行了著名的萬隆會議。這次會議是第一次在多邊國際舞台上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得以認可並充實和發展，同時突破了西方對人權原則的壟斷，提出了一系列展開經濟合作的設想，成為戰後國際關係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會議還展示了新中國獨具東方文化魅力的外交風釆和高超的戰略運籌能力，大大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聲望，有力地改善了當時中國的安全環境。值此萬隆會議召開50周年之際，回顧萬隆會議成果，探討萬隆會議給我們的啟示，具有重要意義。
一
萬隆會議是在二戰結束10年、美蘇冷戰格局業已形成的國際背景下舉行的。世界向何處去，和平怎樣維護，各國怎樣相處？這是當時亟待回答的一系列重大戰略問題。在中國等國積極推動下，萬隆會議就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原則和設想，取得了許多成果，產生了重要的歷史影響。
(一)萬隆會議在國際舞台上首次驗證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強大威力，進一步擴大了其國際影響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萬隆會議上所展示的強大影響力，打破了長期以來西方國家所信奉的恃強凌弱、弱肉強食的強權邏輯，開創了處理國際爭端的新模式和新途徑，書寫了國際關係史的嶄新篇章。萬隆會議是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和平共處的範例。顯示出不同政治制度的國家完全可以超越意識形態的差異，建立和平合作、平等互利的新型國家關係。昭示了國家不分大小、貧富、強弱，都是國際社會平等一員，世界上的事情應由各國平等協商。萬隆會議也是不同文化背景國家間和平共處的範例。參加萬隆會議的29個國家中，既有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代表，也有印度文明和非洲文明的代表。多種文明共聚一堂，不同文化交相輝映，表明歷史文化傳統的區別並非發展國家間關係的障礙，不同文化、各種文明的國家完全可以求同存異，和睦相處。
(二)萬隆會議標誌著發展中國家作為新興政治力量登上世界政治舞台，成為戰後國際政治格局演變進程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萬隆會議發出了「讓新亞洲和新非洲誕生吧」的強勁呼聲，進一步促進了廣大殖民地人民的覺醒，撼動了國際政治舊秩序的根基。這是戰後國際政治格局演變中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萬隆會議催發了新一輪的民族獨立高潮。會議取得的成果，極大地提高了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從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以更加迅猛的勢頭向前發展。60年代，僅非洲大陸就有32個國家獲得新生。到70年代，新獨立的國家已擴大至132個。萬隆會議開創了發展中國家聯合自強的新局面。萬隆會議為新獨立國家聯合鬥爭和相互合作樹立了榜樣，發展中國家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開始走上國際政治舞台。其後一系列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組織應時而生。1961年9月，第一次不結盟國家首腦會議召開。1964年3月，「77國集團」正式成立。不結盟運動和「77國集團」的出現，表明第三世界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第三世界的崛起推動了國際政治力量的分化改組。1964年1月和1974年2月，毛主席在同國際友人談話時先後提出「兩個中間地帶」和「三個世界」的重要思想。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第三世界在國際政治鬥爭中開闢了廣闊的「中間地帶」，分散和牽制了美蘇爭霸步伐，推動了美蘇兩大陣營的分化，開啟了國際政治較量的新格局。第三世界自此成為中國擴大國際影響，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重要戰略依托。
(三)萬隆會議提出了推動發展中國家經濟合作的一系列設想，成為區域經濟合作蓬勃發展的思想源頭
萬隆會議同時也是發展中國家共商發展大計的國際會議。萬隆會議高度重視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問題。會議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列入重要議事日程，重點探討了促進發展中國家間進行經濟合作的方式、方法。會議發表的《最後公報》將經濟合作問題列為第一項，反映出亞非新興國家在實現政治獨立後，希望通過加強彼此合作，推進經濟發展的迫切願望。萬隆會議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合作指明了方向。萬隆會議提出了發展中國家展開經濟合作的機制設想。萬隆會議不僅確定了發展中國家進行經濟合作的原則，而且在經濟合作機制方面也提出了一系列設想。
(四)萬隆會議打破了西方對人權原則的壟斷，成為國際人權事業健康發展的重要起點
萬隆會議就人權問題提出了一系列反映發展中國家利益的觀點，成為促進國際人權事業健康發展的重要起點。萬隆會議高舉維護人權大旗，打破了人權觀念為西方獨有的「神話」。萬隆會議肯定了亞非國家爭取和維護人權的基本經驗。會議通過的「十項原則」將「尊重基本法人權、尊重聯合國憲章的宗旨與原則」列為第一項。這說明發展中國家自擺脫外來統治、掌握自己命運之初就高度重視人權問題，維護人權的觀念既非西方國家的「專利」，也不需要西方國家的輸出。萬隆會議第一次在國際社會針對西方殖民主義統治，明確將人民和民族「自決權」確立為一項「基本人權」。會議宣布「它完全支持聯合國憲章中所提出的人民和民族自決的原則」，強調「自決是充分享受一切基本人權的先決條件」。這不僅突破了西方將人權僅僅理解為個人權利的政治思想傳統，而且深刻地指出西方殖民統治是廣大殖民地人民的基本人權得不到保障的主要根源。萬隆會議為「發展權」概念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礎。會議強調，發展中國家要徹底擺脫殖民主義的枷鎖，就必須在實現政治獨立後，進一步促進經濟發展。周總理在會議上特別強調：「我們不僅要求政治上的獨立，同時還要求經濟上的獨立」。民族獨立、經濟發展、維護人權，三位一體、不可分割。這一思想是萬隆會議對國際人權理論與實踐的進一步豐富和發展。
(五)萬隆會議展現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在當代國際關係中的重要價值，開創了中國外交蓬勃發展的嶄新局面
中國代表團為萬隆會議克服障礙、取得成功所做出的不可替代的特殊貢獻，既是新中國奉行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結果，也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在外交領域的一次成功實踐。中國代表團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主張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中國代表團在會議上所倡導的「求同存異」、尊重各國歷史傳統和政治制度等原則主張，與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和而不同」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思想一脈相承，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揮重要作用的生動體現。周恩來總理卓越的外交藝術和個人魅力體現出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底蘊。在會議上，周總理憑借其卓爾不群、高瞻遠矚的戰略智慧，平等待人、廣交朋友的博大胸懷和精湛嫻熟、揮自如的外交藝術，為新中國在國際上樹立了自尊自信而又謙虛自處的崇高形象，為我國贏得了眾多朋友，為會議的成功發揮了關鍵性作用。中國代表團在會議中靈活的策略運用透射出中國傳統文化的光彩。中國代表團針對有些國家主動挑起的意識形態方面的爭論，適時提出「求同存異」原則，撥正了會議航向；針對討論會議公報時有的國家不同意使用「和平共處」（peaceful co-existencd),中方提出用《聯合國憲章》中的「和平相處」(live together in peace)取代；針對有人反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措辭和數目，中方同意用「十項原則」予以替代，保證了「和平宣言」的誕生。中國代表團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高度結合，善於從矛盾和分歧中尋求共同點的鬥爭策略，是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養分並成功實踐的結果。60年代前期，周總理在一次會見外賓時曾提到，我們中國人辦外事有一些哲學思想，並強調「這些哲學思想來自我們的民族傳統」。
萬隆會議進一步增進了我周邊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對新中國的了解和信任，直接推動了中國外交新局面的出現。萬隆會議後至60年代末，有22個亞非國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腦應邀到中國進行友好訪問。1955年至1964年的十年間，中國出現了第二次建交高潮。1955年底，同中國建交的國家只有23個，到1964年底增加到49個，新建交國除法國外均為發展中國家。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支持為我國於1971年10月恢復在聯合國的席位發揮了關鍵作用。
二
萬隆會議的成果，對我們仍有著現實的啟迪和重要的意義。
第一，萬隆會議展示了發展中國家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強烈願望，開啟了國際關係新局面，表明發展中國家始終是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進程的重要力量。萬隆會議開啟的國際關係新局面充分表明，廣大發展中國家歷來是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進程的重要力量。1974年，在發展中國家推動下，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通過《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宣言》和《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行動綱領》，又正式吹響了爭取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號角。作為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的積極倡導者和忠實實踐者，中國一貫重視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和作用，珍惜同發展中國家的合作與友誼，將其視為中國外交布局的重要基礎和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進程的重要力量。近年來，中國在聯合國、世貿組織、亞太經合組織等多邊舞台上堅持與發展中國家加強協調與合作，共同維護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在國際人權鬥爭中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相互理解、相互支持，贏得最廣泛的同情和聲援；通過與東盟「10＋1」、「10＋3」機制及「中非論壇」、「中阿論壇」等重要途徑，繼續加強同亞非國家的互利合作，並不斷拓展與拉美和南太平洋地區國家的友好往來，從而全方位加強了與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與合作，共同推動著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和國際關係民主化的進程。
第二，萬隆會議在維護世界和平方面的積極探索和成功實踐，是中國政府所倡導的新型安全觀的前奏，為妥善處理新形勢下的國家間矛盾提供了重要思路。萬隆會議是對傳統安全觀念的否定。儘管會議過程中不乏各種矛盾、分歧，以至於爭論，但會議最終克服了不同意識形態、不同發展水平、不同文化傳統所帶來的障礙，獲得圓滿成功。萬隆會議在維護世界和平方面的積極探索和成功實踐，為世界上廣大愛好和平的國家推進世界和平大業提供了豐富的思想養料。近些年來，中國政府在堅持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高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大旗的同時，與時俱進、開拓創新，針對冷戰後國際形勢的變化，不斷豐富和發展著有利於維護世界和平的新型安全觀。中國不僅是新安全觀的積極倡導者，也是新安全觀的積極實踐者。近年來，中國不斷增強與鄰國間的軍事互信，努力以和平方式解決歷史遺留的邊界問題，積極參加國際維和、國際安全合作和亞太地區安全合作。中國與俄羅斯等國建立的上海合作組織，就是新安全觀指導下共同維護地區安全的重要成果。中國政權積極倡導和踐行的新安全觀，既是對萬隆精神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繼承和光大，又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和創新性。
第三，萬隆會議樹立了不同文明和文化和諧相處的典範，是對「文明衝突論」的有力否定，對當今提倡尊重世界多樣性具有重要現實意義。萬隆會議的與會國具有不同的文明背景和文化傳統，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也有很大差異，但在中國等國家的積極努力下，各國相互尊重，平等對話，為會議最終成功營造了良好氛圍和堅實基礎。萬隆會議的實踐表明，各種文明和不同社會制度之間能夠做到長期共處、共同發展。但時至今日，在不同文明和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如何相處的問題上，仍有不少錯誤的論調。冷戰結束特別是「9．11」事件後，在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所謂「文明衝突論」一度甚囂塵上。一些國家把西方思想文化和價值觀念視為解決各種國際問題的靈丹妙藥，有的人甚至宣揚「歷史終結論」，認為西方文明從此將一統天下。這種論調不僅阻礙著各國人民的友好往來，也不符合歷史發展的基本事實。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我們主張維護世界多樣性。提倡國際關係民主化和發展模式多樣化。」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世界各國應相互尊重對方的文化傳統及其對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選擇，在競爭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惟此方是人間正途。
第四，萬隆會議也是新中國展開高超戰略運籌的一次光輝實踐，對我當前繼續營造有利的國際環境、維護戰略機遇期，具有豐富的昭示和啟迪。萬隆會議大大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威望，從總體上改善了我國當時的安全環境。50年過去了，我們面臨的國際和周邊環境與萬隆會議時相比已有很大變化，但爭取一個和平的外部環境始終是我對外政策的基本使命。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爭取較長時期的和平國際環境和良好周邊環境是可以實現的。」新中國領導人借助萬隆會議推動我國安全環境改善的巨大成功，從一個側面顯示了新中國高超的戰略運籌能力，這在今天仍給予我們許多啟示。對戰略時機的敏銳把握。中國政府敏銳認識到萬隆會議是宣傳我對外政策、展示我國際形象、改善對外關係的重要契機。中央不但決定由周總理親自率團參會，而且詳盡地研究制訂了參加會議的一系列方針和策略。通過萬隆會議，增進了各國對新中國的了解和信任，打破了美國對我進行遏制的戰略部署。周總理在會議期間發表的對美「69字聲明」，表明了中國政府願意就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的積極態度和誠意，促成中美大使級會談於1955年8月1日在日內瓦𡈼行，推動了中美關係的和緩進程。這表明，中央對萬隆會議這一戰略契機的把握是十分準確的，採取的方針政策也是非常有效的。對多種矛盾的科學分析。萬隆會議與會各國間存在著各種利益糾葛和價值觀念上的尖銳分歧。中國代表團科學分析並堅決抓住主要矛盾，將宣傳新中國對外政策主張、消除周邊國家的敵視態度、爭取他們的信任和了解作為主線，靈活處理枝節問題，幾度消除會議危機，撥正會議方向，終使會議取得圓滿成功。對鬥爭手段的靈活運用。萬隆會議是在我國內外形勢發生重要變化的背景下召開的。抗美援朝取得偉大勝利，日內瓦會議開創了我國走上國際舞台、通過外交途徑維護和推進國家利益的新局面。塑造有利於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國際環境成為當時我國面臨的重大戰略任務。中央不失時機，通過萬隆會議進一步加大了和平外交力度。萬隆會議是新中國在50年代進行總體戰略謀劃與運籌的重要一環，是將軍事、政治和外交手段完美結合並靈活運用的成功範例。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萬隆會議雖然已經過去50年了，但其昭示的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基本準則，其開啟的國際形勢發展新潮流，其對我應對複雜局面、展開戰略運籌的重要啟迪，仍然富有強勁的生命力，值得我們繼續深入研究。 （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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