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4-25] 中國城市化 遇制度樽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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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市化遭遇制度難題，即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同時，龐大的人口就業問題和土地資源、水資源問題亦很突出。從長遠角度看，這三大問題不容忽視。

　據國家發改委宏觀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研究員分析，中國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經濟的國家。城鄉體制有很大差異，如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城鄉不同的稅制結構、不同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同的金融服務等等。這種二元體制的背景使得城鄉之間的轉型即農村人口進入城市，遭遇到很多體制性問題。這種轉型過程可能是漫長的，因為中國的這種二元結構體制太根深蒂固。這是我們面臨的第一個大問題。

　其次，中國面臨著巨大的就業壓力。目前中國處在產業結構的變動期。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空間在縮小，產業結構在升級，重工業發展在加快。而這種重工業產業結構對勞動力的需求沒有鞋帽等行業的需求大，這就帶來了城市化進程加快與大量的農村剩餘人口和龐大的人口基數的矛盾、摩擦。我們能不能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來轉化這1.8億農村剩餘勞動力，是我們面臨的又一個巨大難題。

土地始終是農民的保障

　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的特徵，決定了中國必須有穩定的和一定規模的耕地作為生存的條件。城市的擴張必然要增加城市用地，要以佔用農村土地為前提。這就存在兩個問題。第一，農民沒有土地可以進城，關鍵是農民進城必須有足夠的就業崗位；第二，一個13億人口的國家必須有充足的糧食儲備，不能全部靠進口。如何用有限的土地生產出足夠的糧食，是亟須解決的一個大問題。另外，進城農民工只要還沒有穩定的職業和固定的居所，那麼土地仍然是他們最終的保障。

　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牛鳳端研究員認為，基本問題如城鄉二元結構、人口與資源的矛盾、土地資源稀缺等問題的解決要通過制度的改革來完成，而非朝夕之功。

　從中短期發展看，中國的城市化發展存在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首先，城市產業支撐不足的問題。造成產業支撐不足的原因，一是一些地方政府急功近利，把城市化作為一種出政績的「造城」運動，其結果就是城市造起來了，產業垮掉了。

　第二，土地問題突出。城市化資本的積累相當程度上是通過非市場化的方式以低價徵用土地得來的。被徵用的土地價格偏低，降低了城市化過程中的土地成本，無形中加劇了城市的擴張，也造成大量的佔用耕地，造成土地資源的浪費。同時，大量徵用土地造成大批的失地農民。土地如何換社保，使失地農民進入社會保障體系，這應是當前亟須研究解決的突出問題。

人口流動社會問題大增

　第三，進城農民工問題凸顯。按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統計，進城農民工有8,800萬，佔全國流動人口的70%以上。進城農民處在一種流動的邊緣狀態，這也帶來了許多社會問題，如農民工子女入學問題等。

　第四，城市建設過度擴張。有些城市過度投資，超越了城市現有的發展水平，也大大抬高了農民工進城的門檻，使得城鄉二元化進一步加強。

　最後，生態問題嚴重。隨著城市發展、人口的增加，城市的資源供給開始緊張，環境惡化，交通堵塞、空氣質量下降，而城市的廢氣、垃圾增加，生態狀況堪憂。

城市化速度倍於全球

　根據世界城市的發展規律，當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的時候，城市化的進程進入成長期，超過3000美元時，這個地區或者城市的發展將會進入高速增長期。我國2003年人均GDP已經突破了1000美元，在城市尤其在特大城市，人均GDP已經突破了3000美元。這就意味著城市化進程已經進入一個快速發展期。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速是政府和市場兩種力量共同推動的結果。

　「十五」期間，是中國城市化的快速發展時期。城市化進程的速度達到同期世界城市化進程速度的兩倍，我國的城市化率由1995年不到30%，提高到2000年的37%左右，2004年達到41%，平均每年增加一個百分點。但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城市化程度仍然很低。因此，必須加快城市化進程，解決好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解決好「三農」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大都市圈正在發育，如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唐；內陸地區有武漢、長沙、南昌的三角地帶，成渝地區等都市連綿區也在發育中，其聚集和創造財富的作用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還應採取適當的對策加以推動。

大都市圈各具特色

　1957年法國學者戈特曼提出「大都市圈」概念。按其標準，中國現在出現三大都市圈——京津唐、長三角和珠三角。三大都市圈各有優勢。

　聚集競爭力最強的都市圈是京津唐都市圈，區位競爭力最強的是長三角都市圈，而制度競爭力最強者則屬珠三角都市圈。東部地區是我國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它集中了全國半數以上的城市人口。（摘自《瞭望新聞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