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6-24] 「台灣主體性」的弔詭

　■馮瑞傑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訪問學者

　發生於台日間漁業經濟海域的爭議，在台灣泛藍「立法委員」以及強大民意的反彈下，台北當局終因輿情的不滿，而被迫正視這項攸關主權的事件。雙邊未能在過去十四次談判中有效解決該問題，依照台北的官方說法，主因係釣魚台主權懸而未決，以及其它細節分歧無法達成協議，遂引發出一連串後遺症。然就事件前因後果稍加思考，會發現其中真正關鍵者，乃肇因於長期以來台北方面「敵我不清」的混淆所致。省思這次事件，見微知著，其實它就代表了台灣現今處理台日事務的思維模式。

台為「抗統」而棄民族尊嚴

　從外在環境出發，明顯地，數十年來台灣的對外關係向來受到兩岸關係制約，特別在近年來面對大陸在國際政經影響能力的遽增，台灣內部特別是主張「台灣獨立」論者也感受到愈來愈大的反獨壓力。不斷衝撞兩岸間「維持現狀」和「以拖待變」的思維，大家難以否認，正形崛起的北京政府絕難容忍核心利益一再受到挑戰；或者有朝一日，當華盛頓警覺其護台成本將遠高於保台所獲致的戰略利益時，以台北目前政經軍心各方面的現況，都無法不藉外力支持而單獨面對北京的挑戰。因此，引入國際勢力，以建構「空中樓閣」式的自信，遂成為台灣內部維持穩定的主要來源。

　所以將介入台灣的外力，形容作「空中樓閣」，乃是因為不同於以色列、新加坡等小國，以實際經濟利害將大國影響力引入，使大國願「主動」為她們的利益服務——它們本身就是「目的」。但台灣則不然，美日所以在「安保新約」中共同關注台灣，歐盟所以迄今仍對北京實施武器禁運，其目的皆非以台灣為出發，「台灣安全」在國際政治中不過是大國博弈的「副產品」或是「工具」而已。一旦北京與上述國家間的歧異得以有效達致共識，則台北賴以維生的外力支持將頃刻消失。為確保國際社會能持續施予台灣「抗中」籌碼，常使台灣當局必須枉顧歷史事實，拋開民族尊嚴而逆來順受。這次台灣對於日本的「缺鈣作為」，就是在這樣的思維下開展，「外交才子」錢復先生說得好，兩岸政策應優先於外交政策，其來有自。

　另就主觀因素分析，長期以來因為台灣官方對「反（中）共」意識形態的灌輸，使彼間官民都將看待外環境的焦點置於台海以及太平洋對岸，使大陸與美國佔據了台灣對外關係的認知圖像。須強調者在於，兩者雖相當程度影響了台灣對外關係，但此並不代表台灣能夠忽略世界上其它國家地區。雖台北一再力行「台灣主體性」和「去中國化」作為，但弔詭處在於台灣當前的內政軍備，卻幾乎都以防北京、親華府為中心而運作。若真能以小事大，與北京共同爭取大陸同胞的民心趨歸，如此倒也真能培養出台灣一流的行政能力。

台當局缺乏解決國際爭端的能力

　只是台北與北京交手的籌碼卻完全以華盛頓為來源——政府領導人一再推遲兩岸互動，沒事；對美國以外的地方幾乎一無所知，無妨！以上導致的結果，就是台灣無論「國防」、「外交」等解決國際爭端的機制，僅培養出優越的「口水戰」能力，通過真正考驗的能力卻付之闕如。在這樣的情況下，致使它們逐漸呈現出「去功能化」、「虛設化」的傾向，此現象從這次台灣當局消極的護漁作為，可為明證。更不幸之處在於，台灣安全系統的目標縱以北京為假想敵而開展，但結果是這些系統並不能應對其壓力和挑戰。

　基於殖民傳統，台灣對日本的特殊心態可以理解，如星馬地區，與當地人互動時，也能感受出他們言談中的「大英情結」一般。只是當下正與日本發生主權摩擦的時刻，台北當局絕不應只有「花拳繡腿」式的表態，先將諸多親日因素暫拋腦後，如何避免意識形態作祟，通盤釐清「敵我之辨」才是正道。否則常此以往，等亞太周邊如菲律賓、韓國等盡知台灣的罩門後，台灣當局所承擔者，恐非只有漁權一事如此「單純」了。（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