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7-09] 「七七事變」與中國百年現代化反思

■邱震海博士　國際時事評論員

　如果說中日之間不同的辦事方式和文化，折射了中日兩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不同取向，那麼面對未來日益複雜的中日關係和中國崛起的整體態勢，中國到底如何在文化、社會體制兩個層面深刻和脫胎換骨的反思和改革，以期避免中日百年悲劇在未來以另一種方式循回重演？

　前天（七月七日），是「七七」盧溝橋事件六十八周年的日子，也是中日關係史一個永遠令人難忘和羞辱的日子。這樣說，不僅是因為盧溝橋事件是中國人民遭受日本奴役的開始，從盧溝橋事件到南京大屠殺，僅僅半年時間，從中國的歷代古都到其時國民政府的首都，日軍長驅直入，燒殺姦淫，五千年中華文明在其昔日學生的屠刀下，竟然那麼脆弱乃至懦弱，而且更因為直至今日，在日本社會整體右滑的框架下，盧溝橋事件的所謂「真相」，竟然還是許多日本人（請注意：其中大多數並非極右分子）與中國學者和媒體人士爭論的焦點。日本方面通常的結論是：盧溝橋第一槍並非出自日軍的槍支。

日本以細節回避道德勇氣

　筆者去年赴日考察，就曾多次遇到這樣的爭論場面。撇開所有的民族道德勇氣層面的指責，一個最簡單的問題是：日本軍隊在沒有受到中國邀請的情況下，到北京郊外的盧溝橋幹什麼去了？

　然而，這樣的爭論經歷的多了，卻使人感到在歷史問題的交鋒上，中國方面實在有許多更為深層的需要思索的地方。已經有不少評論指出，中國在戰後自動放棄賠償和在日駐軍，是導致日本戰後始終無法正確面對侵華歷史的原因之一；另外，與猶太人對其所受苦難的刻骨銘心和精細整理相比較，中國對於歷史苦難的整理實在太過寬鬆，以致於在與日方進行歷史問題交鋒時，明知日方是以細節回避其道德勇氣的承擔，但中國方面就是無法在細節上拿出足夠、充分的證據。

　於是，問題就向著更為深刻的方向引伸：如果說中日之間不同的辦事方式和文化，折射了中日兩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不同取向，那麼面對未來日益複雜的中日關係和中國崛起的整體態勢，中國到底如何在文化、社會體制兩個層面深刻和脫胎換骨的反思和改革，以期避免中日百年悲劇在未來以另一種方式循回重演？

中國百年現代化的沉痛教訓

　看過《走向共和》連續劇的人們，如果不是僅從軍事、政治乃至意識形態層面作簡單的解讀，而是將觸角深入到中日兩個民族的文化和精神深層，想必都已了解中國百年共和的艱辛所在，以及中日百年恩怨的內在邏輯。

　從大的方面看，中國人永遠可以找出許多既沉重又輕鬆的理由，來為中國百年現代化的步履艱難解脫，諸如中國五千年歷史精華糟粕混雜，而日本作為小國，則船小好掉頭，再加上島國國民的執著與好學，所以日本現代化才能成功。

　但這一論點忘卻了一點，那就是日本作為東亞國家，一樣有著東亞文化中的高尊低卑和權謀元素，也一樣有著儒家文化抗拒維新的沉澱。只要讀一下「明治維新」前的歷史，人們就可以了解其時的日本面對西方船堅炮利和現代化趨勢，曾經經歷了多少內部鬥爭，也只要解構一下今天日本政黨制度，尤其是政黨內部的權力延續程式，人們就可以對這種比中國還要濃重的東亞文化特色有所了解。

　然而，這種比中國還要濃重的東亞文化元素，最終卻敵不過現代化大潮的衝擊，抑或在現代化大潮的衝擊中，選擇了退避三舍，與現代化進程和平共處。但縱觀中國百年現代化進程卻可以發現，中國的情形正好與之相反，其中政治人物的缺乏智慧和勇氣無疑難咎其責。中國百年現代化可以分成四個階段：一是「洋務運動」和「戌戊變法」；二是民國革命；三是共產黨革命；四是最近二十六年的改革開放。其中各有哪些歷史教訓，值得所有關心中日關係和中國現代化的人們好好思索。

　當然，作為小國和島國，日本文化和日本國民性格有其獨特的缺陷，那就是執著和偏執相容，開放與封閉合一，追求現代化的功利需求與缺乏全民道德勇氣兼而有之。這是中日百年恩怨的一部分原因，但另一部分原因卻應從中國自己身上尋找。 （本欄每周六刊出）　（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