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8-10] 琴台客聚：薩特的愛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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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特和波伏娃的愛情，本身就是一個哲學家與思想家的傳奇。

彥　火

　今年是法國存在主義大師薩特誕生一百周年和逝世廿五周年紀念。年輕的年代，存在主義是一個時麾的名詞，我也趁潮流啃了不少薩特的作品。

　前一陣與研究薩特的法國的高宣揚兄和德國的黃鳳祝兄相敘，睽別多年，我們所談的話題都離不開薩特的為人。他們是遠道來參加香港中文大學紀念薩特誕生一百周年的研討會的，對西方哲學的研究卓有所成。我在八十年代末策劃的「西方文化叢書」，他們分別當主編和副主編。

　我對薩特的生平很感興趣。他是一個敢愛敢恨、敢作敢為的人。他是一個哲學家和作家，但時代卻把他推向政治的漩渦中心。晚年的他一頭栽進政治圈子，便義無反顧。

　薩特在戰前倡導存在主義，戰後對紅色的蘇維埃政權充滿了憧憬。直到一九五六年蘇軍入侵匈牙利前，他還公開支持蘇聯政府。當蘇聯軍隊入侵匈牙利並進行鎮壓時，薩特正在羅馬訪問，感到憤慨和擔憂，並且對這一行徑進行譴責。當他返到巴黎，蘇聯再次揮軍入侵匈牙利，薩特憤怒了，他對巴黎《快報》記者發表講話，嚴正地表示：

　「我完全徹底地譴責蘇聯的入侵，但我並不認為這一事件應由蘇聯人民負責。我非常遺憾地，但卻是完全地與我那些沒有揭露（或者不能揭露）匈牙利屠殺行徑的蘇聯作家朋友們斷絕關係。我不能與蘇聯官僚領導集團保持友誼。」

　他一九五五年訪問了中國，寫了《我們看到的中國》文章，讚揚中國革命「消除通貨膨脹、貧困、價格上漲、不安全、無政府狀態、地方專制主義等一系列弊病」，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剛開始，他曾表示支持，但其結局則是他始料不及的。

　雖然這樣，薩特對他擁護的真正的「共產黨」信心仍沒有動搖。

　薩特到底是一個具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當大衛．胡塞根據原蘇聯軍官的口述寫了《集中營》一書，把斯大林執政時期集中營的非人生活作了披露後，薩特很震撼和感到痛心。他公開反對斯大林式的馬克思主義。他並不把斯大林看成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五十年代初，他重新涉獵了馬克思的所有經典著作，思考存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這之後，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更加認同和折服，在政治上他進一步向共產黨靠攏。

　薩特歸根結柢是一個作家，在他積極參加政治運動的同時，開始感到無力感。他覺得他有必要對自己的歷史作一番回顧。一九五三年，他決定寫一部自傳，就是著名的《詞語》Words（一譯《自傳》）。《詞語》前一部分縷述了他崎嶇的人生道路—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誕生於巴黎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父親在他降生一年多就死了，他自己也患了腸炎，在死亡線上掙扎。由於生病，他才九個月就被強行斷了奶。父親死後，身無分文的母親只好帶著他回到了她父母身邊，開始了他在一個老人和兩個女人中間的長達十年的孤獨生活。薩特的童年是在文化的環境中度過的：他的外祖父是一位語言教師，家裡擁有許多藏書。與外界幾乎完全隔絕的薩特徜徉在這座文化宮殿的知識海洋，他與「詞語」這些人類文化的符號遭遇了，從此他便與「詞語」結下了不解之緣。

　薩特在這部自傳中對他的過去作為，做了嚴剖，數易其稿。他自稱《詞語》中有兩種自相矛盾的語氣，一種是自責，另一種是對此「自責的緩解」。薩特既然在《詞語》中對他的過去作了一次徹底的清算，剩下一個問題便自然是「以後怎麼辦？」「……我今天要寫書，將來還要寫書，書總是需要的，它多少有些用處……。」寫作生命已深深地縫進了薩特的皮肉之中，一天不寫作，傷口就會發痛，而如果寫的過於隨便，傷口也會發痛，既然「我的車在啟動，我已發動了它」，那就聽憑其慣性向前滑去吧。

　嚴格來說，薩特並不是一位政治家，更不是一位政客，他只有返到作家的本位，才能找到人生的立足點。他遺下最絢爛炫目也是他的思想和豐富的作品，而不是他的政治生涯，後者只是事過境遷、了無春痕的一個人生驛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