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8-27] 英軍大逃亡游擊隊奉命營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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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英軍第11海岸兵團士兵 Jack Etiemble，是當年押送英軍日輪「里斯本丸」遇海難的生還者。

　1942年1月9日晚上九時正，維多利亞港海面看似風平浪靜，但在深水步集中營一角，靜靜醞釀著一次逃亡。義勇軍中校賴廉士在距日軍哨位不遠的防波堤渡海而逃。

香港十八天戰事結束，近萬名守軍被押往港島、九龍四所集中營。他們大部分被驅往深水步兵營，少數則囚禁在北角難民營。戰俘的棲身之所，其實就只是一間有簷篷的茅屋。當年Arthur　Gomes是義勇軍下士，他說，香港淪陷的三年零八個月期間，他就是在集中營裡度過，每天的糧食就只有白飯充飢。戰俘還被指派做擴建啟德機場等勞動。

　前加拿大溫尼伯榴彈兵部隊士兵Larry　Stebbe回憶說，我們大半天拿著鋤頭勞動，日出日落，務必令自己頭腦清醒，否則就會發瘋。

打開合作抗日大門

　前英軍第八海岸兵團士兵Jack　Etiemble說，步兵號角手當有人死了，就會吹奏起終魂調，但最後被人叫停了，因為實在太多人死了。曾在戰地負責指揮救傷工作的賴廉士中校，肩負起營內的救傷工作。集中營的惡劣環境令他意識到必須逃走，才能為這班軍人帶來一線希望。

　前港九大隊政委陳達明指出，當時游擊隊承接了一個新任務，就是營救這些離開集中營的英軍，安全保衛他們進入游擊區。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榮譽研究員陳瑞璋說，當東江縱隊一知道他們已逃出來，就派出小鬼隊來幫他。他就爬山到大埔道到小瀝源到西貢，到西貢正式碰到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的隊長蔡國樑。

　這次的會面為的英軍與游擊隊的抗日合作打開大門。賴廉士一行四人最終到的目的地是重慶，旅程上更衍生出組織英軍服務團的念頭。賴廉士一行四人能逃走成功，但有些戰俘就沒有那麼幸運。

800英軍戰俘長埋海底

　1942年9月25日，深水步集中營中1816名英軍登上日本「里斯本丸」客貨輪，被送往日本做勞工。千多名英軍擠在三個狹窄細小的貨艙裡面，途經舟山東面海域，突然遭美軍潛艇「鱸魚」號魚雷攻擊。曾為英軍號兵的Jack　Etiemble親眼目睹日軍在船隻開始下沉的時候，封閉逃生的三個船艙口。幸好在危急關頭，有同僚打破艙蓋衝上甲板逃生。Jack　Etiemble回憶：「我跳進水裡，跟在我朋友的後面游泳。我看到我的朋友被日軍巡邏船隻捉到，他們將他拉出水面，用腳踢他的臉，再將他推進水裡。我在背後五十碼目睹整件事，我即時調頭游離日軍巡邏船，他們卻朝我開槍，幸運地沒有打中。」海難令「里斯本丸」中800多名戰俘長埋海底；但200名中國舟山漁民自發參與營救工作，挽回了接近400名英軍性命。

　日軍為籠絡人心、分化戰俘，在1942年9月12日釋放所有囚禁在集中營的華籍軍人。林大偉是其中一個，他加入英軍服務團工作。

　深圳的沙魚涌，是當年東江游擊隊的基地，亦是英軍服務團其中一個情報收集站。林大偉當時是站內三個情報員之一，每天工作就是收集在港情報員交來的消息，送到惠州辦事處。林大偉說，英軍服務團只是一個化名，其實是軍情9處在遠東的情報組織。

　在前線獲取情報的工作，主要由東縱游擊隊去做。黃尖1943年被招募在日軍航空大隊總部做軍事雜工，突然有一日游擊隊方面聯絡他，要他幫盟軍偷取啟德機場情報。黃尖回憶說：「當時日軍的鑰匙還在台上，沒拿走，我很快就拿鑰匙開了，有幾張平面圖，我拿了一張就鎖回原位，就那麼簡單。」

　不幸的事隨後就發生。黃尖被出賣，日軍破解了游擊隊在啟德機場的情報網，抓了十五個人，全部被關入域多利監獄，黃尖寧願自殺也不甘受辱。黃尖說：「當時我戴著手銬，但我看到一個電閘、電開關，當時我被日軍抓住肯定死，不死都會九死一生，所以我想寧願犧牲也不受折磨，我就趴在電閘裡，一趴下去不幸被日軍士兵發現，用皮鞋把我踢出來，而且用軍刀打我背部，我自殺不遂，後來被押送域多利監房第十五監坐牢。」

　為了收集啟德機場日軍機和維多利亞港軍艦情報，游擊隊亦在香港的制高點如獅子山設立了觀察點。淪陷後期，盟軍戰機靠著這些情報，不停地攻擊日軍機和軍艦。

拯救集中營內外籍戰俘

　這班抗日英雄將生死拋諸腦後，更混進集中營傳遞消息。黃作才回憶，傳遞物件最常用的工具，就是很薄的紙，將字寫在紙上，中英文都有。黃作才的胞兄黃作梅是當時東江游擊隊的國際小組組長。他和他的上司東縱聯絡處處長袁庚合作，為盟軍提供大量情報。他還帶領游擊隊成員，營救不少囚禁在集中營的外籍戰俘。戰後黃作梅獲英皇喬治六世授予MBE勳章；1956年他作為新華社香港分社第二任社長，乘坐周恩來總理原定包機「克什米爾公主號」時被國民黨炸毀，不幸罹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