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0-12] 「十一．五規劃」與香港發展

■劉銳紹　資深評論員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五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其中一個重要議題是討論第十一個「五年規劃」。據報道，在新的五年規劃方案中，「泛珠三角」區域發展問題沒有列入中央級規劃。對於這個動向，不同的人士有不同的理解。我們不妨探討一下怎樣面對這種形勢的轉變，才能對香港和內地都有利。

毋須將兩地經濟合作政治化

　有一種意見認為，若把香港納入「十一．五規劃」中，意味著中央及內地對香港經濟的介入愈來愈深，勢將影響香港經濟的獨立自主性。長此下去，香港的經濟愈來愈依賴內地，最終會影響香港的政治發展，「一國兩制」會更難落實。持這種意見的人士認為，中資機構在香港的參與愈來愈深，影響愈來愈大，單從中資機構在港上市以及它們可以影響的股值來看，已足以證明內地對香港經濟影響之大。如果把「自由行」、「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等因素放在一起，那麼內地對香港的經濟影響力就更大了。

　這種想法雖然有其角度，但似乎抽離了現實情況。首先，香港與內地經濟結合是全球性區域經濟發展的一部分，即使沒有什麼政治背景（例如香港回歸成為中國一部分），也會自然而然地發展起來，就像香港與東南亞等鄰近地區發展區域經濟一樣。

　「十一．五」總體規劃是在東、中、西三大地帶劃分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不同區域的主體功能，因地制宜地指明不同區域發展的方向和調控原則。中央已經注意到區域發展不平衡給國民經濟總體發展帶來的潛在「危險」，因此「十一．五」規劃更注重「協調發展」。廣東省及「泛珠三角」區域發展問題之所以沒有列入中央級規劃，其實是考慮到讓香港能更加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優勢，不僅可參與泛珠合作，而且能參與內地其他區域的合作。所以，實在毋須對香港與內地經濟結合的問題有過於政治化的想像。相反，香港已經喪失了多年時間，如果不急起直追，也許反過來會被邊緣化哩。

　其次，香港與內地經濟結合與政制發展並沒有必然互扣的關係。事實上，香港與內地在政制上的分歧，是源於兩種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加上過去雙方的溝通方法不夠嫻熟，處理的技巧單一而偏向強硬，而不是經濟合作的問題。所以，中央一面就香港政制釋法，但一方面仍不斷加強內地與香港經濟的互補，這既有扶助香港的作用，也有內地本身經濟發展的需要。因此，我們適宜辯證地看待兩地的經濟合作，不宜有過多政治化的顧慮。而且，兩地結合得更緊密，意識形態的交流也將進一步互相滲透，毋須擔心內地會單方面「影響和干預香港」。

合作心態發生移位

　另一種對待香港與內地加強經貿合作的態度則是，香港現在什麼也要依靠內地了，沒有內地的支持，香港經濟怎樣可以復甦？更別說什麼再度起飛？

　抱這種心態的，既有香港人，也有內地人士；既有官，也有民。如果老百姓有這類想法，影響還不算大，但如果官員們有此想法，那就問題多了。就筆者有限的接觸，一些香港官員對內地的心態已從過去的「抗拒接觸」急速轉為曲意逢迎，認為形勢比人強。內地有些官員則認為今天已時移勢易，如果不是中央要力求穩住香港，他們已可獨自大展拳腳。

　事實上，內地省市有其本身的發展條件，已經另起爐灶了，但如果讓這個傾向蓋過了共同合作，對內地尤其是鄰近省市也不利。過去是香港部分官員翹尾巴，但今天卻是內地部分官員翹尾巴。一些內地官員談到開放「自由行」時，坦言這是「放人到香港扶貧」；談到內地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到香港「自由行」（即自由來港拓展業務）時，則認為「資金留在內地更好，毋須急於放鬆」。

兩地合作不要再走彎路

　其實，目前全國已有超過八百萬家中小型企業、四百多萬家民營企業（有人認為這些數字偏向保守），他們都準備跳入世界，而香港正是一個幫助它們的外向型橋樑。再看看目前全球的數字，一個發展現代化經濟的國家，國際貿易與投資（尤其是跨國公司）更能夠令國家的經濟實力快速上升。目前，全球超過百分之七十的跨國投資是西方國家帶動的，主導了世界經濟的動向和遊戲規則；中國雖然已成為貿易大國，但在國際投資領域的份額則不到百分之十，兩者不成比例。所以，香港絕對可以在這方面發揮作用，實在不宜被地方主義所局限。

　總之，大家都應該用全局觀念看問題，毋須各為其利，甚至各爭當頭。香港與內地必須首先打破思維上的隔閡，將心比心，才能借「十一．五規劃」的契機來互補長短。香港適宜更主動和直接地加強與鄰近地區商議細節，而不宜事事找中央壓地方；過去這種做法嚴重地破壞了與鄰近省市的關係，有時也令中央難做。今天，合作的形勢好轉了，認識加深了，筆者總抱著「來者可追」的態度來看待兩地的合作，但願不要再走什麼彎路了。 （本欄每周三刊出）（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