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0-19] 重嵌行政機器 管治重新出發

　■洪清田　資深評論員

　曾蔭權的第一份施政報告，不迴避管理、管治和政治混雜在一起的困局，而是直接進入，把紓解管理、管治和政治混雜在一起的困局作為重點。這個主次、先後、輕重的次序（Priority）的選擇恰當，直接進入問題，「急市民所急」，但他又避重就輕，選擇較易的層面來突顯，老大難問題擱一邊。

　曾蔭權第一份施政報告，平實針對一部分香港管治的操作性基本問題，重嵌行政機器，管治再出發，某一程度上挽回一些八年特區政府的殆勢，方向比較正確，但能不能從而慢慢重納現代社會管治和政治的正軌，尚待觀察。從良好願望出發，這可能是香港公民社會健康成長、管治再出發、展現一國兩制的新生機。

　之前特區政府的施政報告，虛極虛，實極實，主導思想是中國傳統社會政治文化中的商人「唯經濟觀」，企圖以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文化界定商人的「唯經濟觀」，以商人的「唯經濟觀」為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文化服務。這是「前現代」的集體主義世界觀，由上而下單元單軌界定和推行，未進入現代社會的多元、開放、自由形態，沒有足夠的空間給社會大眾參與政策和決策。

求取動態平衡

　特區政府承繼九七年前英人治港的一些做法，政策和決策按時按步驟諮詢，名義上給社會大眾參與，但常是「前現代」的粗放手法，先結後論，遊戲走過場，「政治遊戲」玩得不認真，太假。民間公民社會群起嘩然，每次政策和決策的諮詢，就那特定的課題的大眾討論不多，不深入，重點轉移到參與權和程序正義的爭鋒，政治掩沒實際課題。結果是社會大眾參與徒託空言。香港七八年累積的問題，是一個管理、管治和政治混雜在一起的困局。

　曾蔭權不是像以前特區政府那樣把「前現代」的集體主義世界觀當作天經地義，替天行道似地由上而下單元單軌界定和推行，但也不是全盤接受現代公民社會的多元、開放、自由政治文化形態。他向「前現代」的政治文化形態傾斜，但不是一面倒，而是同時放眼望向現代公民社會的多元、開放、自由政治文化，在兩者之間往返擺動和奔走，保持EQ，求取動態平衡。觀念和心態上，他肯定雙方各有存在價值和意義，給雙方空間和利益回報（不同比例）。

玩好「符號互動論」

　曾蔭權採用的是近四五十年來社會學上的「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al Theory），清楚自己的角色（Role）和地位（Status），在不均等、但基本認同的價值觀（Values）和規範（Norms）中來來往往，真假動作玩遊戲。「符號互動論」不像衝突論（Conflict Theory）那樣要在結構層面根本上改變現狀（Status Quo），也不如結構功能論（Structural Functionalism）那樣把現狀（Status Quo）近乎無條件合理化、神聖化和僵化，陷自己於被動。

　「符號互動論」在衝突論和結構功能論之間，假定人際關係和政治互動是一場戲，大家平等，在規則中公平摶鬥，由規則決定勝負，除了共同承認的規則，不應考慮其他「度外」因素和力量，各方不得把場外因素和力量引進遊戲中；除非不加入這遊戲，一加入便要服膺共同的意義和規則，成敗心甘情願接受。符號互動論意識形態內涵比較鬆散隱蔽，不先驗假定現狀是非或可變不可變，但變或不變都是公正公平的，開放透明。它成敗最基本的因素是公認的公平遊戲規則，各方對等平等，賞罰公正和分明。

　要玩好「符號互動論」的人際和政治互動遊戲，參與者（Participant）/玩者（Player）的第一個先決條件是了解這遊戲的玩法、規則和假定，以及其文化底蘊，不要背道而馳、倒行逆施；第二是本身體格和思緒健全，IQ、EQ和網絡兼備，活動能量夠。

成敗取決掌權者的水平和質素

　曾蔭權正在重嵌整部行政機器，最上層是加添特首辦人手，改組行政會議，引入重量級人才，重專輕紅，舊的沒有改，平衡九七之後的失重，理論上提升權力核心的人選的質素和形象；中層是強化策略發展委員會，局長政策要先經「策發會」「充分討論」才能列入行政會議議程，授權財政司和政務司的部分調協功能，基層是設立政治委任的政務助理，把部分以前兩個市政局的功能移交區議會。

　這是學英治的表面，恢復九七年前治港的一些做法的水平和文化相容度，最多是真正做到中體西用。以目前香港的實際情況，只要曾蔭權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保持自覺和清醒，控制住自己，應可以避免很多董建華的問題。但這只解決以前不足的問題，還不足以處理好現代社會的管治問題。不論結構和體制怎樣設計，成敗始終取決於當事掌權者個人的水平和質素。要處理好現代社會的管治問題，官民必須全面、深入了解現代社會的管治的客觀規律。這方面香港恐怕還未開始。 （本欄每周三刊出）（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