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1-07] 白樺：文學創作必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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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白樺

文：張俊峰　攝影：洪　磬

　敦煌壁畫上的飛天，美奐美輪，象徵著自由和美。作家白樺問：「這些飛天是甚麼人創造出來的呢？答案會讓人大吃一驚。」

　那些繪畫大師，多是半生坎坷、鐐銬加身的囚犯。地方官員要求這些發配到此的囚犯在牆壁上畫出神佛、畫出供養人，甚至還要畫出飛天。實在是為難了這些罪人們了：帶著鐐銬的手腳，怎麼去畫翱翔九天的飛天呢？他們跪倒在自己建立的佛祖面前請求啟示。佛祖說：你們的手腳是被拘束住了，但你們的心靈呢？囚徒們霎時如醍醐灌頂。原來心是自由的，只要不為名利所累，心靈就是自由的。他們終究畫出了「飛天」。

　今年秋天，香港城市大學邀請白樺作訪問學者；到港後，作家聯會又邀他參加座談會。席間，白樺用上述故事向香港作家總結自己的寫作生涯。

　在此之前，本報記者有幸在城市大學獨家訪問了他。

　1980年，白樺的小說《苦戀》被改編成劇本《太陽與人》。裡面那句對白「你愛國家，國家愛你嗎？」讓他背負了說不出的壓力。今年七十五歲的白樺說起二十多年前的那件事，有種自己被斷章取義、被竄改的無奈。他說，那句台詞，本是故事主人公的小女兒要出國時對父親說的，並不是主人公的話。而且，他的原文是「國家」，而非「祖國」，它們涵義不同。這句台詞傳到鄧小平那裡，已經變成了「我愛祖國，祖國愛我嗎？」

　兩字之差，意思完全變了。

捲入文革的風雨

　其實，在八十年代以前，白樺就已經嚐到了生活被扭曲的滋味。他早年參加解放軍，1950年１月，雲南昆明解放時，他們前衛部隊最先入城。後來駐防蒙自，在中越邊境的紅河和國民黨軍隊打了最後一仗。但共產黨地方政策出現失誤，組織徵糧隊——包括昆明的大學生和中學生——到少數民族地區徵糧，引發不滿。國民黨軍隊利用矛盾，重新佔據了若干市鎮。白樺所在的部隊再次把國民黨軍隊趕跑後，知道了要鞏固政權，軍民關係必須作好。白樺被隻身派到村寨裡去組織村民聯防，從那時起，他開始寫作。

　軍事衝突仍在持續，他被獨自派駐在一個地區工作，善良純樸的村民自發地保護著他。後來他寫了我們父輩非常喜歡的《山間鈴響馬幫來》，就源於那段時間、他跟著馬幫往來駐地與師部之間的生活體驗。

數十年後，他說到雲南時，有一句是：「那裡的人民是可以託付生死的」。

　外面的世界卻險惡。1955年白樺被調回北京，兩年後被打成右派。1964年被軍隊收回，被調往武漢軍區。兩年後文革開始，從那時起他就沒有自由了。

文革中，武漢是武鬥最激烈的地方，就算是軍人，他也沒少吃苦頭。

但為自由故

　大概因為有這種生活經歷的比對，所以白樺說，他反對虛假的現實主義和虛假的浪漫主義。具體所指是甚麼呢？白樺說：「過去我們有過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革命現實主義，把一切納入階級鬥爭；革命浪漫主意，則是隨意改變生活本質。這些東西直到現在還影響著人們，有些作品不符合巴金先生『要說真話』的名言，粉飾、扭曲了一些東西。雖然不能說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但那些確實不是作家真實的個人感受。」

　甚麼是虛假的革命現實主義或浪漫主義呢？白樺舉了革命樣板戲的例子。「當年的樣板戲，對我們這代人是很恐怖的，那是恐怖生活的伴奏音樂。」八套樣板戲中，白樺印象最恐怖的是《紅燈記》，裡面只有階級腔調，沒有親情。貫穿下來，文革很多批鬥大會上，多是放映《紅燈記》。

　白樺很奇怪，這些樣板戲的作者，有的是原本個性鮮活、情感豐富的人，例如汪曾祺。或許，自由——哪怕是最小範圍裡的自由——對人太重要，人願意為它犧牲或妥協原則。樣板戲編寫組簡稱「板兒團」，進入板兒團，就可以享受特別待遇，不受階級鬥爭影響，有肉吃，有日常供應，還有津貼，走到哪裡都很受尊重，因為他們代表了階級立場的絕對正確。

　「我們生活在一個空間裡，半個世紀來，幾乎每年有一個新的框框。對作家來說，不自由中的自由不行；不自由中的不自由，更不行。」

談到高行健時，他作了一個比較。「高行健離開國家後，心裡的陰影很少，內心自由的。在法國，他從思想到語言都是自由的，文學必須是自由的。」

「高行健的作品也有變化，《車站》和《野人》，已經開始接觸荒誕，但還未超出西方既有的。他的作品中，西方文學形式介入到東方，特別是中國的生活中，他對中國進行過深刻的思考。」但白樺也說，現在海外一些作家很眷戀自己的國家，他們對自己的土地有一份眷戀。

　除了自由，白樺認為文學還要有一種「重複」和「改變」之間的互動。在一個階段中，作家總在重複自己，當自己不能滿足自己時，可能就會有所改變。走出以前的生活，作者就會更成熟、站得更高。

　他舉了巴金的例子：「巴金到了法國才成為巴金。就像《家》，那是他離開了，到了法國，才能看清的。年輕人視野寬闊後就會改變。」

一首情歌的來歷

　白樺原名陳佑華，1930年生於河南信陽，白樺是他在四十年代取的筆名。那時的文藝青年幾乎都是左翼，從俄羅斯文學裡吸取營養。很多歌曲裡都有白樺樹。白樺樹也生長在中國的高寒山區，本身是很漂亮的。

　除了早年的小說和劇本外，白樺近年也寫了一些電視劇本，比方說90年代中國家庭最喜歡的《宰相劉羅鍋》，還有《滇池上的月亮》。現在，他拒絕再寫電視劇，因為太累了。「我準備慢慢寫我迫切想寫的東西，寫一點能夠比較真實的生活。50年代到現在，我的人生歷程和國家是同步的，國家歷次災難都沒離開過。我們國家從清末到現在，作了這麼多犧牲，但文學上的收穫與我們的經歷和災難不相稱。」

　華髮滿頭的白樺，想默默地去做這一點事，希望能做為歷史的見證。「有時文學比編年史要深刻具體得多，因為她能留下每一個時代的特徵和傷痛。」他最新的一部長篇小說，就叫《一首情歌的來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