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1-07] 「國防電影」在港繁榮 放大圖片
《血濺寶山城》
這裡所說的抗戰，不是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之後的抗戰。而是上溯至1931年9月18日，日本軍隊侵佔東三省，以及1932年1月28日，日本軍隊進攻上海，其侵略所引起的中國反抗。「九一八」和「一二八」發生後，中華民族愛國情緒被激發起來，全國都發生了抗日救亡運動。
以抗戰為題材的影片，在1937年之前就已經出現。如胡榮的《戰地歸來》，反映1932年「一二八」事變，青年上戰場；關文清的《生命線》，鼓吹建設鐵路國家圖存的想法。當時有的抗日電影在香港不能放映，港英政府不讓通過，因為在日本對英國宣戰之前，港英政府對影片中出現的斥罵日本人的唱詞相當敏感。這個問題一直鬧到倫敦，經過了三司會審，最終給予開禁。又有1937年6月，由香港六大電影公司合拍的《最後關頭》。
從抗戰影片的經歷來看，香港電影人的民族情感是自發的，也不僅是從1937年的「七七」事變才開始。香港電影研究者周承人說，在「七七」事變以後，抗戰電影出現了一個新概念——「國防電影」。「國防電影」是緊隨著「國防文學」和「國防戲劇」而出現的。它鼓吹「把電影當作武器射向敵人」。這個口號影響到若干香港進步影人，如南海十三郎。「國防電影」的意義是，正是在七七事變之後，香港才接納了左翼電影文化，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關頭。
1937年「八一三」抗戰爆發後，上海成為孤島，上海電影人眼前有四種選擇：一是去重慶，國民政府的戰時首都；二是去延安，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三是留在上海本地，但轉投話劇界；四，就是南來香港。當時這些選擇離開的上海電影人，有的是被計劃安排撤退，但也有沒計劃好就離開了。其中，南來香港的蔡楚生與司徒慧敏，受到的待遇顯然非常隆重。周承人認為他們是1937年11月下旬經廣州赴港的，這年12月初，香港同行為他們舉行了歡迎大會。
在香港，由袁耀泓投資的「新時代」公司，支持蔡楚生與司徒慧敏拍攝了後來成為抗戰電影經典的《血濺寶山城》。抗戰中，國民黨駐守寶山的全體官兵壯烈殉國，無一生還。影片根據這一事實拍攝，由此開始，抗戰電影開始產生強烈的影響。除此之外，還有國民黨背景的「中國電影製片廠」，派羅靜予組建「大地」公司，專拍國語片。
周承人認為，香港的「國防電影」只是另一種商業片，其價值觀不體現在教化方面，它所追求的還是利潤。1937年一年的產量很高，著名的除了《血濺寶山城》，還有《游擊隊進行曲》。因為票房好，所以在那之後就跟風了，甚麼情況都和抗日扯上關係，普通的感情戲也會加入抗戰的因素，形成了套路公式，沒意思了，觀眾逐漸減少。於是跟風者就認為「國防電影」不好賣了，轉而尋覓其它題材類型，1939年，鬼片在香港流行起來。攝青鬼、棺材鬼、掃把精，飄滿了銀幕。
面對這種情況，電影界自然出現了衝突。周承人舉了兩個例子，一是吳楚帆要對抗日電影滑入低潮說「不」，拍攝了《銀幕鴛鴦》，反映商業和政治理念的鬥爭；二是黃代拍攝了《鍾馗捉鬼》，用反諷手法寫了鬼抓鬼的故事，諷刺鬼片的橫行。39年到40年，是這兩種理念衝突最激烈的時期。以至有人向重慶說，讓重慶派人「救救華南電影」。後來在相關的座談會上，雙方各執一詞，爭論非常激烈，爭論又主要發生在蔡楚生和侯曜之間。
周承人說，當時南來香港的，既有文學界人士，也有電影界人士。二者不同，香港的文學界幾乎被南來人士控制，而電影界則衝突激烈。南來的團體和個人，分別以國民黨和共產黨為背景，卻在香港共同聯手打造了「國防電影」的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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