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1-09] 琴台客聚：西沉永遠是同一太陽

——再論巴金「講真話」

彥　火

　一代文學大師巴金逝世後，不少論者指出，巴金除了在中國文壇享有崇高地位外，最主要是他晚年竭力提倡「講真話」的難能可貴。坊間有論者調侃巴金提倡「講真話」不過是做人基本原則，道理太淺顯，可謂乏善足陳云云。殊不知今時今日，口稱「講真話」者大都只是屬於紙上談兵而已，真正做到「講真話」的人，鳳毛麟角，反而哄上瞞下、口蜜腹劍、媚上壓下、跟紅頂白、欺善怕惡的擦鞋仔、馬屁精比比皆是。

　巴金之可敬可佩，是他不光在口頭上反對假大空、提倡「講真話」，自己還身體力行。他晚年帶病完成的《隨想錄》便是例證。巴金五卷本的《隨想錄》寫於一九七八年的中國開放年代，完成於一九八六年，耗去巴金整整八年交瘁的心血。巴金自稱，五卷本的《隨想錄》中不少篇章是在病榻中用顫抖的手艱難運筆，「每頁滿是血跡，但更多的是十年創傷的膿血」。巴金把筆當作手術刀，作了深刻的自剖，毫無保留的刺向自己，挑開纍纍的傷疤，令人在傷痛中徹悟。

　巴金在《隨想錄》合訂本的後記指出：「我們這一代人的毛病就是空話說得太多。寫作了六十幾年我應當向寬容的讀者請罪。我懷著感激的心向你們告別，同時獻上我這五本小書，我稱它們為『真話的書』。我這一生不知說過多少假話，但是我希望在這裡你們會看到我的真誠的心。這是最後的一次了。為著你們我願意再到油鍋裡受一次煎熬。」巴金這一自我反戈，是具震撼性的。正如陳思和指出：「巴金始終不像曹禺等人喪失人格去迎合權勢，客觀上就樹起了知識分子獨立思考、自由言論的旗幟。」

　金庸更以「擲地作金石聲、驚天動地」來形繪巴金《隨想錄》的出版，他寫道：「文革時期，我身在香港，後來讀到巴金先生在《大公報》上發表的《隨想錄》，自忖：如果我遇到巴金先生那樣重大的壓力，多半也難免屈服而寫了那些他當時所寫的違心之論，但卻決不能像他那樣在日後作出慷慨正直的自我檢討，痛自譴責。巴金先生一直是我所十分敬佩的文人，不但由於他的作品文字優美、風格醇雅，更由於他晚年所表現的凜然正氣、偉大的正義感。」（見二○○五年十一月號《明報月刊》）

　從文革走過來的文化人—就是時下的文化人，也不容易正視自己過去的歷史，更不要說本著自己的良知，不做隨風搖擺的牆頭草，不講假話、妄話，要做一個講真話的諤諤之士，可謂戛戛乎其難也，所以年逾耋期的金庸也要以他「永為激勵」的榜樣。

　中國人是不太會自我省視的民族，即不太會正視自己錯誤的民族，面子總是大於良心。很多人為了一己的私利，不敢講真話，甚至不惜講空話、假話、栽贓的話。所以即使是在文革之後，仍然常是大話、謊話連篇。在這個蕞爾小島，彰彰在目的是港人回歸後深受講假話之害，使香港這隻原來會「生金蛋」的鵝，變成了生鴨蛋的鴨。原因是大多數當官的和有權勢的人都沒有講真話，沒有把香港的實際情況如實反應給中央知道。到了新的中央領導層一旦發現了香港特區政府所施行的政策，與「一國兩制」思想偏離的時候，也能從善如流，急於改弦易轍，不惜臨陣易將。但是，此其時，香港這隻金鵝已變成了跛腳鴨，香港已是元氣大傷了。

　環顧這個濁溷社會，人性沉倫，精神萎靡，但我相信，這只是暫時的。我想起歌德的一段話：「西沉的永是這同一個太陽，用肉眼來看，它像是落下去了，而實際上它永遠不落。」人類的人格精神之花是永遠不會凋謝的。巴金雖然走了，但他遺下的道德文章，我們就讀到一個脊梁式知識分子的錚錚品格和不屈的精神，是永存的，將為我們光輝的楷模。